一

小马叔最后一次来我家，还是冬天。我己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寒假放了有些日子了，东北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马上就要到年关，心急的小学生，己经开始放炮了。说是放炮，其实就是小鞭儿，一盒小鞭儿有20响，也有30响的，这样的炮仗是我们年前年后的玩物，舍不得一起都放了，便拆开来一只一只地放，那些日子是我们最快意的时光，掏出来一只小鞭，用火柴点燃，冷不丁地扔出去，空气里便炸出一声脆响。

小鞭一响，年关就要到了。每到年关我就会想起小马叔。小马叔是父亲抗联时期的警卫员。每到年关，他总会提前来我家里拜年，带来许多山货，蘑菇，榛子，还有高粱米什么的。敲开我的家门时，他总是一脸风霜，带着山里的寒气。父亲见了小马叔，都会心疼地叫一声：哎呀，这么远的路又让你跑一趟，快进屋里来歇。

小马叔每次从门外进来，会径直走到我家的厨房，把肩上的两只口袋放下，然后搓着手，笑着冲父亲说：老营长，今年乡下收成不好，高粱米都挂了霜了。此时的父亲，已经用海碗接了白开水，热气蒸腾地端到小马叔的面前，看着小马叔把水碗接过去，然后扭头冲母亲说：快给小马做饭。小马叔这时总是客气着说：不了，我在外面吃过早饭了。母亲就说：小马，你可不能客气，我做顿饭就是随手的事儿。小马叔就真诚地用身子拦住母亲，一边点头一边说：嫂子，我真的吃过了。我跟你们还客气啥。见小马叔这么说，父亲和母亲也不再坚持。

从我记事开始，小马叔每到年关总会来我家里拜年，每次出现在我的家门口，肩上都会搭两袋子山货。高粱米是父亲最爱吃的，不管挂霜还是不挂霜，他总会吃得津津有味。每次吃高粱米饭时，父亲都会说起当年抗联时的事，日本人封山，他们这些抗联队员，就会一连十几天，半个月都没有一顿像样的吃食。山外的老百姓，总是想办法向山里送粮食，有时被日本人发现了，这些好心的百姓，被日本人抓去轻则被罚去做劳工，重则被当场击毙。即便是这样，仍然有热心的群众冒死给山里的抗联队伍送粮食。小马叔的父亲就是因为偷闯封锁线为抗联送粮食，被日本人枪决了。没有送到山里的半袋子高粱米，和他的血一起洒在了雪地上。父亲每次回忆起抗联的生活时，眼睛都会湿润，他总是盯着面前的半碗高粱米饭，哽咽着声音说：当年要是能吃上高粱米饭就跟过年一样。高粱米饭是父亲的最爱，有时过年，我们吃饺子，他就让母亲给他煮上一碗高粱米饭。他就狼吞虎咽地吃着高粱米饭，似乎那碗米饭是世间最好的美味。有时吃着吃着父亲又红了眼圈儿，母亲就及时制止：大过年的，过去的事儿就别想了。父亲扭过头，用手指把流到眼角的眼泪弹走。父亲可以不吃一口菜，就这样有滋有味地把一碗高粱米饭香甜地吃下去。

小马叔知道父亲就爱这一口，每次来家里拜年，都少不了半口袋高粱米。父亲吃高粱米饭时，口味总是很刁，霜前霜后的高梁米他只要吃一口就能分辨出来。要是丰收季，农民总会在下霜前收割庄稼。要是遭了灾，比如旱或涝，庄稼长得不好，农民们都会让地里的庄稼多挺上几天，一直到下了霜，庄稼再也不会生长了，才去收割。每一次遇到年成不好，小马叔来我家里，第一句话总会歉意地说：老营长，今年的庄稼又是霜打过的了。父亲听了小马叔说的话，就会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拉着小马叔的手问长问短：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明年的种子留没留够……小马叔一一地回答了，父亲的心才似乎放下了一半儿，叹口气说：农民还是苦啊。父亲参加抗联之前，就是农民。他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苦。虽然身在部队，每年到开春儿时节，他都会伸着脖子望天儿，布谷鸟一叫，他就会喃喃自语：到了播种的季节啦。从开春儿的季节他就开始关注天气，刮风了，下雨了，是旱了还是涝了，他比农民更关注天气和季节的变化。

以前小马叔每次来家里，他总会把小马叔留下一天半天的，带着小马叔去部队官兵理发室，让小马叔去理发，然后又会把小马叔带到澡堂子洗个澡。最后他会去军人服务社，买一些过年的东西让小马叔带回去。父亲还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军大衣，军棉鞋，让小马叔穿上，然后又让司机开着车把小马叔送到长途汽车站。

我在父亲的嘴里听说，小马叔在抗联时负过伤，那是在抗联又一次转移，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时。父亲的腿被流弹击中了，小马叔就背着父亲跑，一直冲出封锁线，来到了安全地带。小马叔把父亲放下，父亲才发现小马叔的胸部已经中弹了。子弹从肋部穿进去，又从胸前穿出来，小马叔自己负伤了，居然一声没吭，硬是把受伤的父亲背着冲过了封锁线。小马叔这次受伤，伤到了肺部，后来只要快跑或者干点儿重活儿，总会呼哧带喘。抗战胜利后，小马叔就复员回了老家，在靠山屯儿当了一名农民，后来又成为了村里的生产队长。抗美援朝结束之后，父亲的部队留在了东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回过一次当年抗联打游击的地方。他和小马叔又一次相逢了。从那以后，小马叔每到过年过节都会来看父亲。

小马叔每次来看父亲，父亲都会用军人的礼节隆重地招待他，带他理发，洗澡，又去逛军人服务社，然后指着面前的军人说：小马，你当年要是不负伤，你也会和我们一样。父亲这么说过了，小马叔就一脸羡慕地望着军营里的一切，很快他的目光就变得平常起来，偏过头望着父亲说：老营长，我现在还活着，已经知足了。想想当年牺牲的那些战友，我现在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父亲听小马叔这么说，突然就红了眼圈儿，赶紧岔开话题说：走，给孩子买点儿糖球儿，快过年了，让孩子们也高兴上一回。父亲做这些时，小马叔总会拦着父亲，这个不让买那个也不让称，父亲就会摇手说：这和你没关系，是我对孩子对弟妹的一番心意。父亲的坚持让小马叔无话可说，他只能愣愣地站在一旁。

父亲把军大衣或者旧军装送给小马叔叔时，是小马叔最开心的时候。他穿上父亲送给他的旧军装，在镜子面前反复地把自己照了又照，咧开嘴，憨笑着说：老营长，你看看我像不像当兵那一会的样子。父亲就拍着小马叔的肩膀道：小马，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一名战士。小马叔听了这话，就努力地让自己站直了，做出一个军人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小马叔受过伤的原因，他的胸似乎永远挺得不够直溜，就这么努力地挺着，半晌之后，小马叔气馁地说：老营长，我现在顶多就是一个伤残军人了。父亲听了小马叔的话，又是一副心绪难平的样子。

二

今年小马叔来我家拜年，比往年晚了好几天，腊月二十三都过了，小马叔还没有出现。我惦记着小马叔每年送来的山货，问父亲也问母亲，母亲就告诉我：也许小马叔家里有事，一时走不开。母亲又安慰我道：你小马叔今天不来，明年一定会来。父亲不置可否，但他心里却很急迫的样子，我们谁都看得出来。那几天，父亲愣怔着耳朵，听着楼道里的动静，只要楼道一有声响，他马上就去开门。一次又一次，发现楼道里出现的却不是小马叔，他的样子就有几分失望。有时他也站在窗前，望向那条通向大门口的马路，又一次次坐下，一次次站起来。他盼小马叔的心情比我们任何人都要着急。

突然有一天，父亲要去上班，正在穿外衣，母亲把公文包都递到父亲的手里了，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父亲一边系扣子一边去开门。门外果然是小马叔。在小马叔身边又多了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父亲惊叫一声，忙把小马叔和那个半大小子让进屋里。小马叔喘着气，一进门就无力地坐在了沙发上，指挥着那个半大小子把背在肩上的年货放进了厨房里。那个半大小子杵在厨房门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小马叔就指着他介绍道：老营长，这是我家的大小子，叫顺子。说完又对顺子说：快叫大伯大娘。顺子就颤着声音叫了。母亲急忙过去，把顺子也拉到沙发上坐下。

父亲陪着小马叔也坐在了沙发上。小马叔坐直身子，仍然气喘着说：对不起了，老营长，今年来晚了。我这气喘病犯了，公社医院和县医院都跑了，也没有治好。

小马叔跟以前一点儿也不一样了，以前虽然他受伤的胸挺不直溜，但身体还算健壮，现在的小马叔，身子佝偻着，说几句话都要喘上片刻，嗓子里似乎有很多痰，却怎么也吐不出来，胸膛像破风箱一样，到处漏风。喘息片刻，小马叔又说：老营长，我这身体怕是不行了，以后怕是不能亲自给你拜年了，今年我把我家的大小子带来了，让他认个门儿，明年就让他来给老营长拜年了。

母亲望着小马叔的样子，一脸的不可思议，嘴里喃喃着：去年还好好的，今年咋说不行就不行了？父亲搓着腿，着急地说：老家治不好，你就到军区来。我不相信军区那么大个医院治不好你这点小病。父亲安顿好小马叔，自己起身去上班，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又叮嘱小马叔道：你在家等着，我这就给你联系军区医院。

父亲中午回到家里时，便告诉小马叔军区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让他下午就去住院，检查身体。小马叔听了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下意识地往后躲着身子，喃喃道：这咋行呢，军区医院是给军人看病的地方，我一个老农民，咋有资格去军人看病的地方？父亲挥一下手：小马，你当年在抗联时打鬼子是为国家，给民族做了很多贡献，咋就没有资格去军区医院看病？小马叔见父亲说得坚决，便不再推让了。下午一上班儿，父亲便叫来自己的专车，亲自陪着小马去了军区总院。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安排小马叔去军区总院看病，父亲找了卫生部的陈副部长。这位陈副部长，也是父亲抗联时期的战友，父亲当营长时，他是副营长。小马叔和陈副部长自然也认识，每次小马叔来家里拜年，都由父亲领着到陈副部长家里坐一坐，有时陈副部长也到我们家里来看小马叔。三个人喝酒，聊的话题都是当年在抗联时期的故事。在他们的聊天儿中，我了解到，小马叔是营里的唯一一名机枪手，机枪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来的，小马叔当时身体好，人也机灵，营里便把这一挺唯一的机枪交给了他。小马叔当机枪手的日子并不长，原因是他们缺少机枪子弹，子弹都是从鬼子那里缴获来的。缴获鬼子的子弹是一件很难的事，更别说机枪子弹了。更多的时候是有枪没子弹，不管有没有子弹，小马叔都把那挺唯一的机枪当宝贝似的扛在肩上，没事儿的时候就拆下来擦一擦。有一次鬼子进山扫荡，抗联的队伍紧急撤离，因为事发紧急，小马叔把那挺机枪弄丢了。队伍转移出去之后，小马叔哭着喊着还要去寻找那挺机枪。刚从敌人的包围圈儿里跑出来，怎么能放小马叔再回去呢？鬼子撤离之后，小马叔又回到了之前的营地，别说那挺机枪了，就连他们住过的茅草窝棚都被鬼子一把火烧了，小马叔抱着一棵树，哭嚎了大半天，任谁劝也不行。弄丢了机枪的小马叔，发誓要再夺一挺鬼子的机枪，他要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机枪手。可惜他再也没有寻找到这样的机会，父亲怕小马叔做出极端的事情，便把他调到了身边，做了自己的警卫员。后来小马叔因为受伤离开了部队，对那挺丢失的机枪还是耿耿于怀。

陈副部长的年纪比父亲大一岁，我平时都喊他伯伯。陈伯伯在参加完抗美援朝之后，已经是副师长了。部队从朝鲜撤退下来之后，他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他和一名文工团员结婚了，那会儿战争结束之后，这些老兵们迎来了娶亲的高潮。在战争年代，他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能活到战争结束，已经是万幸了。在战争的年代，哪有时间谈情说爱，更别说成家立业了。没有了战争，他们要过生活，陈伯伯和不少大龄军官一样，和一位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结合了。按理说这也没有什么。几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一位农村的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半大小子，找到了军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陈伯伯的结发妻子。这样一来事情就麻烦了。陈伯伯在部队又结婚了，而且还生育了一个儿子，这时突然又有一个女人找上门来。原来陈伯伯参军前，是结过婚的。参军之后陈伯伯再也没有和老家取得过联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就把家里的妻子忘到了脑后。他想，就是自己的结发妻子还健在，应该也早就另嫁人了，于是他就又一次结了婚。结发妻子带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找到部队，陈伯伯傻眼了。

结发妻子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当然不肯退让，一哭二闹三上吊。上级领导为此就很生气，事情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只是不论怎么闹，都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于是就只能是做工作，作出一些经济上的赔偿。事情过后，陈伯伯受到了处分。从此之后，陈伯伯的仕途就戛然而止了，后来他辗转调到了军区机关，做了卫生部的副部长。陈伯伯和文工团员生了三个孩子，按照约定每月还要给老家寄钱，抚养他老家那个未成年的孩子，日子就过得很拮据。每月还没到月底，陈伯伯就会到我家里来求助，向我父母借钱。父母当然知道陈伯伯的难处，有时不等陈伯伯开口，就会把早就准备好的钱送到陈伯伯家里，弄得陈伯伯眼泪汪汪的。有时来我家喝多了酒，他就握着父亲的手摇晃着说：老石啊，啥也不说了，还是老战友啊最了解我。那些年父母对陈伯伯一家没少接济，不仅是钱，包括粮票，布票，油票什么的，凡是我们家里盈余的都送到了陈伯伯家里。陈伯伯的年轻妻子，被这样难熬的日子折磨得失去了光鲜，她现在早已经不登台演出了，在文工团里管一些服装道具什么的。有时陈伯伯在我家里喝多了酒，搂着父亲的肩头说：你说我这事儿闹腾的，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这日子跟谁不是过呀。陈伯伯受了处分之后，他的职务再也没有动过，一直当着他的卫生部副部长，现在许多领导，以前都是他的手下。陈伯伯表面上看风平浪静的，其实他内心里一直在纠结着，一来二去的，陈伯伯就灰头土脸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光鲜了。父亲就安慰他：老陈，你别这样，官儿大官儿小的又能怎么样？过几年咱们就都退了，别想那些没用的了。话虽然这么说，陈伯伯心里还是很难平，苦笑着摇摇头。

军区的卫生部管着军区医院，安排小马叔去军区医院治病，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

三

小马叔以为到城里的大医院检查一番身体，开一些对症的药，他就可以回家了。检查结果却远远超出了小马叔的想象。

小马叔住院两天后的晚上，陈伯伯阴沉着脸来找父亲，向父亲通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小马叔的肺，已经基本丧失了功能，军区总医院的医生说怕是治不好了。震惊的父亲像磨道驴一样，来回走个不停，嘴里喃喃着说：怎么可能？小马还年轻啊。陈伯伯和父亲就一脸悲伤，面面相觑着。

第二天，陈伯伯和父亲一起去医院看小马叔，母亲和我也跟随着。小马叔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挂着输液瓶，鼻子上插着吸氧管儿。见到父亲和陈伯伯，躺在床上的小马叔挣扎着要坐起来，父亲挥手制止了他。小马叔就一脸悲伤，因为他的动作，他的胸膛又像风箱似的响了起来。他的目光定在父亲和陈伯伯的脸上，断续着说：两位老营长，我想着还要赶回家过年，我这烂身体怕是不行了。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大口地喘气。那个叫顺子的孩子，不知何时钻了出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父亲和陈伯伯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可要救我的爹呀，他要是不在了，我娘还有我弟该怎么活呀？父亲听了这话就红了眼圈儿，扯着陈伯伯的手就去找医生。父亲一头扎进了医生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冲医生咆哮道：我命令你们，无论如何要把小马的病治好。父亲的咆哮引来了更多的医生，包括科主任、院长也一起围了过来。他们就跟父亲解释，说小马叔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若干年前他的肺部受过伤，现在伤病复发，炎症已经侵蚀了整个肺部，使小马叔的肺部慢慢地退化，现在已经基本失去了功能。父亲和陈伯伯还是讲科学的，听了医生的解释，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然后又干巴巴地问：没办法啦，就只能在这里等死？医生们都垂下头，只有院长站出来说道：首长，我们会尽力延长病人的生命。

那年的春节，我们一家，还有陈伯伯一家，三天两头都往医院里跑。小马叔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大年初二那一天，小马叔就到了弥留之际。他似乎能感觉到父亲和陈伯伯的到来，他胡言乱语着：大春儿，刘长德，李大旺……他们都来接我了。说到这儿他把手伸出来，在空中乱抓着，又恐惧地推挡着什么。小马叔说出的这些人的名字，父亲和陈伯伯并不陌生，他们当年都是抗联战士，早就牺牲了。陈伯伯和父亲顺着小马叔的手势，望着病房门外。父亲和陈伯伯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们自然没有在空气里看到任何人，然后扭过头来就安慰小马叔叔说：小马，这里什么人也没有，你不要胡思乱想，要坚强起来，挺过这一关你就可以出院了。

小马叔似乎已经听不进父亲和陈伯伯的话了，仍然自顾自喃喃自语道：这么多鬼子，都来啦，一共有十八个，都是被我打死的，他们的伤口还流着血，他们要找我报仇。小马叔说到这里，把身子蜷成一团，缩在床上，牙齿咯咯地打着颤，挥舞着手驱赶着什么。他几次把胳膊上的输液管儿和鼻子上的氧气管儿都拔掉了，护士一趟趟地跑过来，帮他处理。

小马叔清醒一些之后，似乎还能认出父亲和陈伯伯，但样子似乎仍然没有从惊惧中醒过来，仍然一遍一遍地说：两位老营长，快救救我吧！那些死在我手里的日本鬼子都找我算账来了。父亲就厉声批评小马叔：马长天，你还是一名党员不？！你当过抗联战士，现在是一名老党员了，你要把脑子里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挖走。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神鬼鬼，况且那些日本鬼子死有余辜，你身为一名抗联战士，一位老党员，还怕日本鬼子的那些阴魂吗？

父亲厉声劝阻着小马叔，陈伯伯在一旁却一言不发，看着小马叔若有所思。

小马叔摆着手，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道：不，不是的，老营长，我没有骗你，他们就是当年我射杀的鬼子，他们的眉眼儿和中枪的地方我记得清楚……我和你们拼啦。杀呀！此时的病床成了小马叔的舞台，躺在床上的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和空气搏斗着。有几次，他似乎已经背过气去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翻着白眼儿。

从那天以后，父亲就不让母亲和我再跟他们一起去医院了。父亲的眉头一直拧着，满怀心事的样子，一天他从医院里回来，在饭桌上还摔了筷子，然后就气咻咻地说：这个小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信神信鬼的，他还是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了？太不像话了。这是靠山屯儿的人吗？那里可是当年抗联的老根据地。父亲说归说，做归做，那几日，父亲和陈伯伯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小马叔，每次回来都唉声叹气。母亲就上前小声地打探小马叔的病情，父亲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摇头。我和母亲都意识到，属于小马叔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春节后的一天，小马叔终于离开了我们。

顺子抱着小马叔的骨灰盒儿，来到我家告别。小马叔的离去一下子让顺子长大了不少，他脸上带着泪痕，一进门儿就跪在了父亲的面前，哽着声音说：大爷，您是我爹的战友，这么多年他还记着您的恩情。爹临走时说了，他不在了以后就由我来每年给您拜年。他希望您别忘记靠山屯儿，别忘记靠山屯那帮父老乡亲，他们都为当年的抗联出过力。我爹给您添麻烦了。

父亲扶起顺子时，已经热泪长流了。他把顺子连同小马叔的骨灰盒紧紧地拥在了自己的怀里，一边哭一边说：是我对不起你爹，他当年要不是为了救我就不会负伤，不负伤就不会有今天。父亲已经说不下去了。

从那以后，顺子成了小马叔的接班人。每到年关的时候，我家的门就会被顺子敲响。顺子戴着狗皮帽子，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与跟随着他的身子一起的一股寒气一同涌进家门。他径直把两袋山货放到了我家的厨房里，然后就对父亲说：大爷，今年的高粱米，是霜前的，可好吃了。

父亲就一把把顺子揽在自己的怀里，拍打着他的后背说：孩子，你辛苦了。

顺子每次来给父亲拜年，父亲就像招待小马叔一样招待顺子，带他去理发，还会去军人服务社，给他们全家置办一些年货。顺子临走时，父亲仍然会找出一些旧军装军大衣什么的，让顺子穿上，然后派车送顺子去长途汽车站。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顺子依然每年来给父亲拜年。他长得比以前高了壮了，不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越来越像小马叔了。直到父亲离休，离开了军区大院儿，住进了干休所，顺子依然每年来家里给父亲拜年。父亲有时会和顺子聊天儿，聊顺子一家——顺子已经结婚啦，还当了父亲。聊完家庭父亲就会聊起靠山屯儿，那是父亲当年在抗联时打游击的地方，在那里，父亲有许多熟悉的人和事儿，晚年的父亲经常会想起靠山屯儿。就是顺子不来，他也会经常在饭桌上提起往事，说起往事就离不开靠山屯。有几次我看着顺子的背影，恍惚间觉得坐在父亲面前的不是顺子，仍然是小马叔。

四

父亲和陈伯伯离休之后，他们之间的走动越发地多了起来。陈伯伯每次到我家里来，都会带来一些新鲜的山货，夏天的瓜果梨桃儿，冬天的蘑菇和木耳、榛子。这些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山货，都是他家的老大送来的。陈伯伯家的老大是陈伯伯参军前生的儿子，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农村，以前很少和陈伯伯一家来往。陈伯伯每个月都要给他和他母亲寄生活费，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巴。后来老家里的老大长大了能养家糊口了，有一天给陈伯伯来了一封信，告诉陈伯伯不需要他寄生活费了，自己能养活母亲了。陈伯伯拿着那封信找到了父亲。那天晚上陈伯伯和父亲喝了许多酒，后来陈伯伯就喝多了，他把那封信拿出来读给父亲听，一边读信一边流泪，读到激动处，还不时地打着自己的耳光，骂自己不是人，这么多年欠老家的老大太多了。

从那以后，老家的老大每年都会来看陈伯伯。陈伯伯家的老大我见过，每次出现在陈伯伯家里，都是一副标准的农民打扮，他的长相却和陈伯伯如出一辙。陈伯伯有时带着自己的老大，在院子里遛弯儿。老大走在陈伯伯的身边，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所有人见了陈伯伯和他家的老大，都会怔一怔，陈伯伯就上前介绍道：我老家的老大。了解陈伯伯的人都知道他那个处分是怎么来的，便上前一步仔细打量着陈伯伯家的老大，感慨道：你爸这么多年不容易。陈家老大自然知道指的是什么，便低下头红了眼圈儿，小声地说：嗯呐，我知道。

随着岁月的更迭，陈家老大逐渐年长，似乎更懂得了父亲，他每年都会出入陈伯伯家几次，专门来看陈伯伯。不论陈家老大和陈伯伯的关系处得怎么样，陈伯伯受的处分是不能更改的，因为这个处分，陈伯伯一直到离休，他的职务还是在原地打转。年轻时的陈伯伯，对自己的处境始终耿耿于怀，心不甘情不愿，他又没有别的责怪的对象，只能怪自己，怪自己一时糊涂犯下了终身难以原谅的错误。离休后的陈伯伯，似乎把这一切都想开了。因为离休时自己的职务低，他和父亲的干休所并不在一个院儿里，每次来看父亲，他都要走上很远的路。他每次来看父亲，其实两个人并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就是面对面或肩并肩地坐一坐。我经常看到干休所院儿里的凉亭处，坐着父亲和陈伯伯，冬天时两个人坐在太阳能晒到的地方，夏天他们就坐在阴凉处。两个老年人的背影，像两尊早就杵在那里的雕塑，一动也不动。

陈伯伯每次进家门时，如果手里拿着农村的时令鲜货，父亲就会咂着嘴说：你家的老大真够孝顺的，又来看你了？这时的陈伯伯并不多说什么，把嘴抿一抿，算是回答了父亲。然后两个人就出门儿，有时在院里走一走，更多的时候就是坐在凉亭处，刚开始还聊上几句，后来两个人就不再说话了，望着自己眼前的某一处，脑子里放空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各自想的是什么。

可惜这样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突然有一天，陈伯伯犯了脑溢血，住进了医院里。父亲去医院里看陈伯伯，陈伯伯口眼歪斜地望着进来的父亲，说话都不利索了，乌拉乌拉地不知道说着些什么。父亲就捉过陈伯伯的一只手，大着声音说：你好好养病，你老陈身体底子好，在抗联时闯小鬼子的封锁线，你跑得比我还快。陈伯伯想表达什么，却吐字不清，一副干着急的样。

陈伯伯的病情并没有像父亲所期待的那样，虽然渐渐能说一些话了，但他的身体却并没有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是连床也下不来。从那以后，父亲就像上班儿一样，每天都会到医院里去看陈伯伯。每次去他就坐在陈伯伯的床沿上，拉过陈伯伯的手。两个人仍然什么也不说，都把目光投向窗外。也许这就是他和父亲最好的交流方式吧。

有一天陈伯伯打破了沉默，拉着父亲的手抖动着说：老石，我，我，看见小马了。就是那个警卫员。父亲听了陈伯伯的话一惊，放开了他的手，愣愣怔怔地盯着他好久。父亲说：老陈，你咋也一惊一乍的？你别又来小马那一套。别和我说，说了我也不信。

陈伯伯就艰难地伸出一只手，再一次把父亲的手拉住，双眼盯着父亲说：真，真的，老石，我没有骗你。我，我还看见那些牺牲的战友了。他们满身是血，在我脑子里跑来跑去。父亲再一次甩开陈伯伯的手，离开床沿儿站了起来，不认识似的望着陈伯伯。

陈伯伯就喘息上一阵子，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再一次盯紧父亲：老石，我知道我快不行了。那些战友们要来接我了。

父亲就显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打量陈伯伯。

陈伯伯就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牺牲了那么多战友，现在他们都来接我了。

父亲听了陈伯伯的话，倒退一步，还是不认识似的望着他。陈伯伯伸出手，似乎要把父亲召唤过去，父亲犹豫着把身子探向他。陈伯伯目光游离着说：要是没有那该死的战争该多好啊，咱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不会在我脑子里奔跑了。说完这话的陈伯伯把目光从父亲的脸上移开，望着天花板，久久之后又说：老石，还记得咱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吧？李长林，郭大川，宋凯，郭天喜……现在他们身上的血还流着，他们还是那么年轻，和当年一样一直在跑，怎么不嫌累呢。老石你说说，咱们国家要是不打仗，他们身上就不会流那么多血……

从那以后不论陈伯伯再说什么，父亲再也不搭话了，只是直勾勾地望着病床上的陈伯伯。

陈伯伯这样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一天父亲又去医院看陈伯伯，他回来时给我们全家带回来一个消息，陈伯伯已经走了。

乡下的陈家老大把陈伯伯的骨灰盒带走了，这是他的遗愿，希望自己埋在老家的祖坟里。陈伯伯活着时，没有回过一次老家。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离开前能有这样的遗愿，证明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

陈伯伯的离开，令父亲好像苍老了几岁，人也变得更加寡言少语起来。日子却还是那个日子，每天父亲都会拿着一个小板凳，来到凉亭处，坐在太阳能照见的地方，背对着人群坐下来，然后把目光望向远处。谁也不知道他此刻想的是什么。一坐就是大半天儿，一动不动，把身子坐成雕塑。（石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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