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一座山丘。山平野阔，没有锋棱，仿佛被凛风的铁臂捶打了无数个日夜。这是我第一次徒手登上。明明无一株花草，我却觉得这山丘上挤满了初绽的花蕾。山石呈现一种蓬松的绯红色，仿佛外层的坚硬质地退化后，孕育而出的新壳。我蹲下身，反复抚摸山石，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己熟悉它的质地，而是为了让山丘熟悉手的纤细触感。抬眼远望，视线的尽头有微光闪亮，分不清是燃烧的篝火，还是繁星在坠落。

一

从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到把号码拨出去，只用了一秒钟。集团的季度财报马上就要公布，必须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把所有可能影响到下属公司市值的问题全都想到。集团领导第二天就要亲临风控部门例会，听全体人员作汇报，每人八分钟。不能和人撞题，不能遭到领导耻笑，不能提出见效慢操作性差的应对方案。最近一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孩子扔给了丈夫，家里乱成了垃圾场。右手手腕开始刺痛。左手小指陷入半麻状态，隐隐约约知道它在那个末梢的位置，但不用力的话就感受不到。身体里有什么地方堵塞着，疏通它可能只需要一个两分钟的电话，一句最简单的问候。时间是晚上八点多。铃声响三声，有人接起，“喂”了一句。心脏猛地一抖。是她。两个女人用无声的语言进行量子通信。她问：“是你吧？”我说：“你才是。”刀光剑影般的沉默后，我挂了电话。就这么结束了吗？我趴在办公桌上，任由绝望的绒质帷幔从松开的棉绳上垂下，沉沉地压迫在胸口。

两个月后，夏天越来越燥。上地铁前明明还滴着雨滴，从地铁站出来，地上竟完全留不住雨点的痕迹。报复心发作的阳光让马路腾起阵阵热浪。热浪轻巧地把我的心思卷成一团，裹进室内，再被空调细细筛分。筛分出的激动和紧张连同两大杯杨枝甘露被我攥在手里。少糖，少冰，凉气袭人，郁结稍减。专门选了离家很远的一处电影院，坐地铁过去五十五分钟。眼下还有十五分钟开场。每每有一种脚步声走近，我就抑制不住抬头看那双鞋的主人。十来分钟时间里，三双男鞋、两双女鞋分别和我对视。我庆幸利用出门前的紧张时间，在书房玩具丛中把《萤火虫找朋友》翻了出来。今天晚上儿子贝吉要读的。电影的主题是暴风雪山庄杀人事件，一开始就没想让儿子看。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坐在琴凳上，用哈农练指法一声声地磋磨老师的耳朵。

等这部电影看完，我去接他，应该刚好赶上下课，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在地铁上扯着漫无边际的话回家。第六感把飞出去的思绪迅疾往回一拽，我抬起了头，是一双白色网面运动鞋。

仿佛十年前的他穿越时光看向我。二十一岁的阳光掠过他的双膝，从我披散的长发上滑下。五百名大学生吵吵嚷嚷的大厅里，他很快找到我选的位置，把手中一个大塑料袋打开，朝我一笑。麦丽素、曲奇饼干、盐津话梅、灯影牛肉丝排成一排，还有我最喜欢的泡菜味薯片，他最喜欢的杨枝甘露。只是一天没见，但那一笑却猛地让我有种行将失去的心惊。我低下头，理了理衬衫的立领。他脱掉羽绒服，自然而然环抱着我，我的头发垂在他的肩上。我猜想他的肩头是不是隆起一片小丘陵，在头发的摩挲下生长，悄无声息。那天放的是悬疑片。既怕又爱。它给我理所当然的理由索取他的温暖，我提前准备好一套热衷推理的包装盒，把那个理由层层包裹。大厅顶上的白墙皮偶尔松动，掉落，给影片平添几分魅力。我靠在他臂上，他的手握着我的手。我轻轻挣脱，反过来握住了他的。刚才萦绕在耳边的悬疑配乐，渐渐地远去了。我突然感觉自己徒手攀上了一座山丘，一座生长在他大拇指指节上的光滑山丘。

萨米刚刚坐扶梯上到影院检票层，眼眶里几缕温暖光芒用轻皱的眉头打着掩护。他远远抬起一只手，像个普通的中年男同事那样，冲我打了个招呼。我把手上那杯杨枝甘露用纸巾擦了擦拿给他，告诉他，少冰，少糖。他接了过去。时隔两个月，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聊起的是外面的天气。他穿一件浅粉色短袖polo衫，下身一件驼色休闲短裤，我和他并肩行走，保持普通同事的距离。

“哪排？”

“最后一排。”我把座位选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我坐在他右侧。这是两人头回进电影院就养成的习惯。我原本指望我们聊点别的，我孩子的学业，或者他再过几年提拔副局，又或者是电话那头的女人有没有问他什么话，而他又是怎么开脱的。可我们坐下以后，什么都没再说，好像他身上装了窃听器似的。我拿起杨枝甘露喝了一口，杯壁水滴沾在手心，那种被撞破的紧张感怎么都擦不下来。我把他的伞装进伞袋，放在座位底下。上大学时，他总是故意把自己的伞落在五百人厅、食堂或者图书馆里，蹭我的伞回宿舍。心底突然涌上几滴伤感，那些伞是不是还孤零零地躲在哪个角落呢？

银幕上的雪片扑向镜头时，光晕正好打在萨米的侧脸上。他转头看我一眼，收回视线，专注看向银幕。情节有些俗套。大侦探丛枫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在三天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蜂鸟别墅的一次七人聚会上，会发生杀人事件。大侦探于是携助手旺旺在暴风雪之夜赶赴别墅。漆黑一片的书房里，丛枫举起手电筒检查尸体。刺入尸体的是一个冰锥。冰水和血液混合在一起，浸湿了别墅主人乌苏斯的西装。乌苏斯的悲惨身世在众人的述说中逐渐拼凑完整。自打出生，他就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病重不治，眼看生活无着，也不肯告诉他父亲是谁。后来，他遇到了肯帮他调查身世的律师格雷和长相酷似母亲的网红画家克莱因，此外还有私人医生怀特和艺术品商人露丝。此后五人的命运像线团一样纠缠着，直至乌苏斯的死解开一切谜团。“就在前几个月我的团队眼看要接近真相，乌苏斯突然通知我，他决定放弃调查身世。他后来跟我说，命运其实早就写好了，只是我们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去掌控它、超越它。当初母亲用生命保守的秘密，有一天或许会以另一个生命为代价来揭晓。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就连‘掌控’‘超越’这样的念头，也只是被注定的命运的一部分而已。”格雷对众人说。银幕外的我一下子咬到剧情伸出的钩子。有凝重的液体在眼眶中来回翻滚。我不想让萨米察觉我情绪的波动，使劲忍着。但我用余光看他时，却发现他的身子前倾，我看到他一起一伏的脊背。同样的一幕似曾相识。在我们最后一次分手的西餐厅里，他也曾无声地痛哭，脊背震颤着起伏。仿佛被抛弃的那个人是他。

然后他摘了眼镜，用手抹去不合时宜的泪。他绝不会让同事捕捉到他的弱点，更不会在乖巧懂事的千金面前展现脆弱。他的女儿从出生就含着金钥匙，上城八区最顶尖的小学，不像我的儿子，待会儿还得和我挤地铁回家。早上来的路上，我跟儿子约定，晚上读那本萤火虫的绘本，妈妈刚找出来的。他却打岔说，想去上周刚去过的商场。

“就是上面有座大花园的那家。一到晚上有漂亮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可我一走过去，萤火虫就悄悄躲起来，不理我了。”他说。

“你喜欢萤火虫吗？”

“我喜欢啊。但它们很可怜的。我听植物园里的讲解员阿姨说过。”几双目光往这边看过来。我有点不好意思，又不能打断兴致勃勃的儿子。我耐心听他把萤火虫的知识跟整个车厢科普完毕，才说：“贝吉，妈妈告诉你，商场里的那些啊，其实是感应灯，你一走近，它们感应到你了，自然就熄灭了。”

“妈妈，那就是商场做得不对了。萤火虫万一以为亮着的是它们的妈妈，千里迢迢飞过来，却发现被骗了，它们心里该多伤心啊！”儿子比我小时候善于表达，他总爱把复杂的心情用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我从小被千丝万缕的凶猛情绪追赶得无处躲藏。现在我才知道，那是虚荣、怯懦和卑微。我喜欢真诚、勇武和举重若轻，我曾想努力变成那样的人，但现在发现，我终究是我。直到现在，我带着贝吉坐地铁，还会专门找车厢连接处的位置，既不用面对无视我们坐着刷手机的眼神，也不用等谁下车后快步去抢留着人家屁股余温的位置。何况贝吉还会随时在地铁上语惊四座，大声问出十万个为什么。“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吗？”“妈妈我想捉一只萤火虫！”“妈妈我们去看萤火虫好不好？”

二

那时候我上大三。学校的氛围宽松而自由，每周五晚上的五百人厅从不被教学行政工作占用，开放给学生观看各类国际大片。平时领导讲话慷慨激昂的主席台，幕布一拉，四壁一暗，光怪陆离的剧情轮番上演。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为什么能看到这些电影，只是心安理得地在食堂快速地吃一口饭，在大厅门口的传达室排队，等着刷饭卡领票，一人两元。

我根本没有心思吃饭，匆匆喝两口热粥（不能吃凉菜或者蒜蓉炒菜）之后，跑回宿舍，躲进卫生间，从眉毛、眼角、鼻翼到脖颈，细细地涂抹装饰。如果有时间，还要把卷发棒插上电，努力把额前刘海卷成《还珠格格》里的样子。那是一周里唯一一个晚上，读英语系的灰姑娘可以洗去蓬头垢面的穷学生装束，以南瓜马车公主的形象出现在化学系王子面前。

我把扎着马尾的头发披散下来，换上薄衬衫，外面套一件白色毛领羽绒服，满身是香薰袋的气味。脱下运动鞋，穿上长靴，走出宿舍，手心沁出几滴汗。想被人看见，又怕被人看见。刷了饭卡，我闯入一片喧嚣，找一个靠后的座位，把手包放在旁边座位上，静静等待星期五晚上心悸般的幸运时刻。

“凶手犯了个热力学上的错误。”萨米突然凑近，我的耳垂一热。银幕上，丛枫正用镊子夹起克莱因房间窗缝里发黑的冰凌，案件诡计从这片冰凌上一寸寸地土崩瓦解。悬疑配乐声中，萨米的右手不安分起来。我对大屏幕失去了兴趣，余光不露痕迹地跟踪他的右手大拇指。他把大拇指轻轻送到嘴边，让粗鲁的牙齿笨拙地撕咬指节上的肉皮，像小狮子初尝鲜肉滋味一样不得要领。此刻，魔幻般超现实的情节慢慢从皮肤下绽出浅红色的内里。那上面已没有表皮，光滑如新生儿的肌肤，但他仍在奋力啃咬，仿佛要等到露出森森白骨才罢休。

镊子的寒光在丛枫双眸中闪烁，大侦探看向镜头，无声说着自己早已洞悉一切。思绪飞到一切开始的时候。那天下午，他约我到他们实验室玩。全实验室的人都去开大会，他溜号跑了出来。在实验室区域入口处，他帮我换上一件白大褂。一个巨型烤箱一样的仪器在嗡嗡转动，指示灯一闪一闪，里面有一排试管正在接受高温的考验。我问他这是什么实验，他随口说一个名字，我只记住了“耦合”。他把灯一关，说要给我变一个魔术。外面的光透过窗帘射了进来，我隐隐约约看见他从盛放器皿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烧瓶，放在实验台上，往里面加入一些透明液体，然后迅速拿一个玻璃盖把瓶口盖住。他用镊子夹起一种颗粒状的化学物质，把它们一点点堆放在一个小器皿里，用火柴点燃。颗粒开始燃烧。我正想打破沉默，说句什么，他用手在嘴上比了个手势，示意别说话，然后戴上手套，拿掉玻璃盖，用镊子夹住器皿，放入烧瓶。霎时间，无数橙黄色的小火星在烧瓶中上下纷飞，就像夏夜里，萤火虫随风舞动。

好看吗？他问我。此时的氛围容不下任何虚伪的形容词，所有答案在抵达双唇前统统失了色。好看吗？他接着问，然后马上封住我的答案。蓬勃生长的胡茬像某种性器刺着我。尖顶教堂和白色长裙闪现在脑海里，又轻轻地被他的吻拽走了。我一直记得那一刻。仿佛潮水怦然而至。我心甘情愿坠入那个水软山温的世界里，幻想着在里面漂流，一生一世。

在大脑做出决定的一刹那，我的手已经覆在他手上。两只手握着，其中一只轻轻用了力，把它们共同放回到座椅扶手上。我们用了一秒钟时间来寻找合适的姿势，又用一秒钟时间去把这种姿势固定下来。

就在那一瞬间，一道熟悉的电流从掌心穿过我的身体，脊椎骨一阵酥麻。从十年前登上栖居于指节的这座山丘时起，十年来他身上唯一没变的，或许就是这伤痕累累的手指。每当他陷入沉思，焦虑不安，或者情绪波动，需要抚慰，他都会不自觉地抬起手，用牙啃咬指节，专注而着迷。在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就想着找机会问他原因，但直到现在也没问出口。这里的神经末梢或许已经被他的牙齿杀死，只剩柔软无害的嫩肉。我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嫩肉，想象那里是一片被除草机碾过的山丘，没有足迹，没有人烟，没有时间的刻度，只有我一人在的山丘。

画家克莱因最后一次抚摸着乌苏斯手上那枚染血的戒指，她亲手毁掉了他们所有的可能性。我的手指柔弱地蜷缩在萨米的掌心，不时感受着他无名指戒指传来的坚硬触感。我们没再说一句话。他的手如同穿过群山若有似无的风，一下子好似紧紧拥着我，一下子又好像施舍给我若即若离的寂寞。

在散场灯光亮起的一瞬，两只手默契地松开。我们故作自然地谈起案件的诡计和伏笔，好像我们只是两个凑到一起的推理迷。

“下个月《尼罗河上的惨案》会重映。”临走前我说了一句。

“这两个月，你还是每周都去图书馆吗？”萨米问我。

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不换一种？”

“不换了。你不觉得挺管用吗？上次打电话是个意外。”

他没有邀请我上车。我把他的伞递给他。他微微一怔，顺从地接了过去。他的手上或许还留着我的余温。我注视着它依次开门、启动开关、把安全带插入插口、握住方向盘，残忍的、有力的、骨骼分明的手。再过一会儿，它会抚摸另外的手，感受另外的体温。有另一双手或许会掏掏他的口袋，但一无所获。我知道，看一场电影，并不能证明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摇下车窗，残留在上面的雨滴汇集在一起，汩汩流下。我们告别，没有拥抱，没有挥手。乌苏斯伤口上的冰锥仍在我眼角融化。

等车身消失在前方红绿灯后，我赶紧打一辆车，到钢琴私教班接儿子。贝吉还没下课，我走进琴房。教儿子的是一位年轻女老师，她皱着眉头，反复提醒儿子哪根指头塌了下去，哪个和弦错音。旁边的琴房传来一首《梦中的婚礼》，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名二十多岁的男老师在向一个女孩子展示琴技。那个女孩子我简单聊过两句，贝吉害羞得不敢跟她说话。此刻，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他飞舞的手指上，双唇因为惊叹微微张开。还有比这首曲子更美的旋律吗？就在十年前实验室里的那个下午，我已经决定，在婚礼现场弹一曲《梦中的婚礼》。我想让伤感而浓烈的旋律像我在爱意最初涌动时的诉说一样，在他的脑海中建一座水晶宫。我静静守在宫殿里，把自己为了穿婚纱而修饰良久的脖颈展现在他面前，让他每每想起，都觉得那些守候的时光被蒙上一层浪漫而易碎的色彩，不忍破坏分毫。

可惜还没等走到那一步，我们的故事就被装进了五斗柜，扣上了生锈的铜锁。我突然又回想起国贸七十九层餐厅，整个餐厅都在随着他的双肩颤抖。当时他想的是什么？他在等我说一句话来挽回吗？儿子终于把新学的曲子完整弹了出来，从琴凳上往下一跳，如释重负。老师跟在后面，表扬话先说了几句，接着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两眼。

我让贝吉先去隔壁的空琴房弹一弹，“随便弹，就当放松，弹错了也没关系”，接着示意老师往下说。她开始滔滔不绝：“今天来的时候外面在下雨吧？贝吉非说要用钢琴模拟下雨的旋律，我就由着他先搞了一会儿创作，再练今天的曲子，当然前面的时间我都没计算在内的。”我赶紧道了声谢，夸老师认真负责。她摇了摇头接着说：“贝吉乐感是不错的，他能用3572和4613这两个和弦模拟出下雨声，很有创作的天赋。但怎么说呢，感觉他是一个有点爱憎分明的孩子。我这么说也许不太准确，但我的直觉就是这样。他喜欢的，他就尽全力弹好它，甚至还能用自己的情感演绎出来。他不喜欢的，连练习都敷衍，更不用说弹好了。但是有时候，如果弹好这首曲子对他有好处，他是不是也应该试着接受？”

或许是在老师那儿受了些委屈，看到我走近他，贝吉脸上摆出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用扭来扭去的动作说，渴了，累了，想吃肯德基麦当劳了。我接上他，他的手自然而然挂在我胳膊上，头发蹭着我的手臂，刚才被另一只手臂触碰过的地方。我们下了地铁，走过家附近的肯德基，他高喊一声“肯德基”，我攥紧他的手走了过去，又走过面包店，他对橱窗里的面包指指戳戳，最终选定一块小熊蛋糕。我注意到这款蛋糕今天特价，降价二十，没再纠结，让他如获至宝地捧在手心，不再问不着边际的怪问题。现在轮到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了。

萨米到现在都没听过我弹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过《梦中的婚礼》，我可能会比别人多用二十秒到半分钟的时间弹完，因为在过渡部分，我想演绎一种哀婉自怜过后的义无反顾。假使这份爱情终会消散，假使彼此最终忘记当初的炽热，我依然感恩它曾带我体验怦然心动的巅峰，在那时，我曾全心全意把我的生命融入这份感情。所以，因为这种义无反顾，我们毕业以后并不急着结婚。我们进入体制，对当下的状态有一种笃定的安全感，那种感觉让我们不屑于用婚姻去束缚住什么东西。我们坚持研究悬疑片。我们学会了“不可能犯罪”的几十种手法，学会了用移动的摄像机表现亲密关系的复杂性。每看一部影片，我都会在朋友圈里发几句心得。其实我分享的不是电影，而是那种两人完成一件事情的独占欲。

但渐渐地，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蓝海变成红海，我几乎隔三岔五就在下班点被领导叫住，写一份行业发展的趋势报告。我需要了解公司客户最近的执业情况，有没有需要格外关注的风险隐患。领导的指标越来越严苛，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有限。我每天回到家，都努力整理书柜，清理灶台，分散注意力，好阻止自己去分析事情的微妙变化。直到我们来到国贸七十九层的西餐厅。

“妈妈，你在想什么呀？”拿到礼物以后，贝吉变得贴心起来，开始关心妈妈。我摸着他的头，回想起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刻骨铭心的悸动。婚礼上的告白，十月怀胎的分娩，目送贝吉上幼儿园，这些瞬间内心并非没有跌宕起伏，却再也不曾牵扯到生离死别的巨大命题，或者坦白说，即使在分娩阵痛中，我的灵魂飘浮在半空，看着产房里汗津津的身体在狼狈地用力，想到的依然是我和他的那次毁灭般的约会。

三

已经记不清那晚约会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走进那家西餐厅，萨米报上了名字，服务员殷勤地把我们引进去。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写字楼亮着没有感情的白光，头顶悬一盏吊灯，罩着倒圆锥体形的灯罩。我突然想到那个圆锥体如果有个铁制尖头，砸下来的时候会不偏不倚地命中我，形成一场“不在场犯罪”。他没有买杨枝甘露，也没有坐到我旁边，和我凑在一起点菜。我们面对面坐着，一时无话。我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但我仍然让嘴角保持向上的弧度。我害怕他说话。他每说一句话，都让我感到，一根刺被拔了下去，同时又一根刺刺了进来。终于，菜上齐了。我们象征性地吃了几口。他放下筷子，我能看到他偷瞄我的目光。我尽量轻声咀嚼嘴里的食物。他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用纸巾擦了擦手上并不存在的水渍，把手伸展放在餐桌上，过了片刻，又喝一口水，方才把酝酿许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他可能想改改措辞，可怎么改都改不了削泥如铁的刀锋：“我，可能，要结婚了。”他紧咬着他的大拇指。那一片鲜嫩的山丘毫无遮掩地裸露出来。马上就要被鸠占鹊巢了吧。我强忍着泪，看着他粗暴地破坏那片处女地。牛排、培根、蜗牛像怨妇一样摊在桌子上，了无生气。他突然伸手捂住了脸，泪从指缝中滴落在处女地上。

“我能问为什么是她吗？”

“她是我们局领导介绍的女生，另一个领导的侄女。”他用手使劲抹了抹脸，没有抬起头。

接下来的记忆好像被人抹去了一段。我记得他用手撑住下巴，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说了什么。一团雪花点沙沙地响了一阵后，我们下了电梯，但我的灵魂好像还在电梯里，上下游荡。我等着他说什么话。他于是说，再见了。我只好说，再见。然后他转身，留下我一个人。我忍住不回头看，但过了五秒钟，当我挣扎着再转身时，车水马龙，找不到他的身影。很快，我就遇到了老卡。老卡几乎装备了让我的灵魂落地的全部器具。他容忍我的加班，容忍我的焦虑，允许我偶尔朝他大吼大叫，并且精确地给我递来下台阶的梯子。他成为我爸妈甚至我爷奶他们眼中的完美伴侣。尤其是他做的酱牛肉、雪衣豆沙、熘肉段，用我奶的话说，瞅着就想急赤白脸吃一顿。全家人都渴望用老卡这个船锚，拴住我这艘漂流许久的破船。结婚不久，我们的孩子贝吉就来到世上。他是完美伴侣吗？我并不敢回答。说完美贬低了爱情，说不完美贬低了生活。

这天晚上，我把几个屋子全部收拾一遍，瘫在贝吉的玩具堆里。“妈妈有点累了，今天换贝吉给妈妈讲，好不好？”我让贝吉自己把绘本念出来。他支支吾吾不愿意念。我只好换一种游戏，哄着他跟我一问一答，答完就可以吃小熊蛋糕。

“最先出来的是哪位小朋友呢？”

“就是萤火虫呀。萤火虫提着绿色的小灯笼飞来飞去，忙着找朋友，然后看见几只小飞蛾。”

“然后呢？”我问。

“然后小飞蛾想请萤火虫找他们的小妹妹，结果萤火虫不愿意帮忙，往别处飞走了。一会儿，它遇到了小青蛙、小蚂蚁，小青蛙和小蚂蚁也请它帮忙，可萤火虫把它们都拒绝了。萤火虫飞了一圈，怎么找都找不着朋友。”

“最后呢？”我把绘本合上，“你猜猜，萤火虫最后会怎么样？”

“最后萤火虫肯定和小飞蛾、小青蛙还有小蚂蚁和好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萤火虫肯定能想到，给别人提供帮助，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真诚的心，对方才会喜欢自己吧？”可是在这世界上生活，总有比真诚更重要的东西。帷幔垂下来以后，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怔怔地看着儿子，他却突然把大拇指拿到嘴边，用牙齿轻轻咬指节上的皮。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坏习惯的？”我上前去把他的手打下来，脑海里有种沉沉的失重感。

“是你自己在地铁上的时候，用牙齿咬大拇指来着……”右手大拇指被左手护在掌中，贝吉委屈地看着我。

我难以置信地抬起自己的右手。看了半天，并没有被牙齿啃咬的痕迹。可贝吉是不会说谎的。回忆的潮水在我的脑海里倾泻而下。我不停地钻进去，又探出头，可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什么时候下意识模仿了这个致命动作，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贝吉偷学了去。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从我的大脑皮层里切开一道裂缝，去探寻我给儿子起小名贝吉的原因，就会发现箭头指向萨米的微信头像，上面是他自己在什么地方拍的一只依靠后腿站立的蜜獾。而獾的英文名正是贝吉。然而这个念头本来安安稳稳地藏在我脑海里，却不知被什么风吹到了贝吉那里，在我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喜欢小熊玩偶，喜欢上动物园看熊猫、看浣熊，也看獾，甚至喜欢吃蜂蜜。他第一次把蜂蜜一勺一勺抹在面包上递给我的时候，我的眼眶差一点没兜住那些夺眶而出的情绪。如今，啃食指节的习惯，还有突如其来对萤火虫的着迷，又像某种已经被消灭的上世纪病毒一样，以我做媒，在贝吉身上死灰复燃。

我只得和贝吉约定：我们都要做讲卫生的好妈妈和好孩子，我们从此约定，谁也不能啃手指了，好不好。

他怯生生地回了句，好，又瞧见我面色稍缓，便开心地说了起来：“妈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呀？”

“你问吧。”

“妈妈的大拇指上有什么呢？为什么妈妈那么喜欢咬自己的大拇指？”

那上面确实有些东西，支撑我活着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体面的婚姻，或者一个随时给我力量的儿子，还有被生活的帷幔挡在后台的别的什么东西。指节上的山丘，烧瓶里的火花，未曾弹奏的《梦中的婚礼》。所有的这些事情集合在一起，拼凑出一个不规则的路牌，指向实验室那天的记忆。

魔术谢幕，走出实验室，我们意识到一个完美的下午不可追回地结束了。我们仿佛在依剧本演一出《挪威的森林》，渴望让对方把未曾说出口的那句话反复吟唱。剧本里，平时局促不堪的校园，竟也敞亮了许多。我们的视线越过小花园里的杨柳，试探着转向高处的天空，那里有大学生们普遍憧憬的朦胧而无边际的可能。萨米口中呼出一口热气，指着天上某片星光闪烁的地方说：“今天天气好，你能看到北极星吗？特别明亮的那一颗。”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能看到星星，但不很确定。他接着一一指出围绕着北极星的北斗七星。

“我们哪天去看萤火虫吧，真正的萤火虫。”他好像是在说，我们在一起吧，一辈子在一起。夜幕毫不吝惜地把光芒展现在我们面前，黄金时代在我们头顶绽放熠熠光泽，让我以为我们终有一日也会被光芒环绕。

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但我每每想起，都觉得亲切得好像就是去年或者前年的事情。我看了半天，脖子仰得都酸了，感觉头顶的星空在眼前无限放大，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星空的迷阵中去了，还是没有认出北斗七星的轮廓。但我保持着眺望的姿势，一边附和着发出赞叹。时至今日，内心依然很庆幸，我们会有这样值得纪念的时刻。想到这些时刻，我就想到了幸福，想到我在滚滚红尘中，必须要有那样的一瞬，偶尔探出头来，把全身裹在一种超凡入圣的色彩里，观赏这世间最美丽的萤火虫盛会。

每周五贝吉下学，我会直接给他打车，送到钢琴班教室。老师在那里等他。离我去接还有两个小时。一周的好好表现，都是为了这一刻能到点下班。我会赶在市图书馆关门前快速去一趟。直奔报刊借阅区，拉开老年专属阅读区的一把椅子。这个时候老人家们已经在回家吃饭的路上，没人会来驱赶一个疲惫的职业白领。通常下一周的计划会在周五下午决定。接送孩子，预约私教，更换床上用品，购置肉蛋果蔬。在坐下来认真翻阅刊物前，我需要看看，有没有哪个好心人为了让四个桌脚保持平衡，悄悄往桌脚处垫了纸片。我需要做的，就是趁人不注意，展开被叠了七次的纸片，找到上面指示的电影院，选好电影，现场购票。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有微信，但从不联系。就连购票软件上都不会有我们的消费记录。找遍所有人的朋友圈，也无法发现我们的交集。

贝吉仍在等我回答。我突然感觉到，儿子的动作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不能再去依靠被帷幔挡在后台的那些东西。我已经有老卡，更有贝吉，生活并不是戏剧，萤火虫的盛会不会重新上演。或许我早该下定决心，不再一周去一趟图书馆，不再隔一两周买一次票。或许就在两个月前我给萨米打去电话的那一次，两个女人无声交锋的那时候起，就该封存和那座山丘有关的一切。

四

给儿子哄睡以后，简单洗漱一把，往床上一倒，床垫发出被生活压迫许久的呻吟。我不再凹着普通话，用纯正东北腔问候老卡，咱啥前儿去爬山啊？他兴致来了，一手撑头盯着我，啥情况？你好一阵儿没说要爬山了。上次爬完，你第二天就说累完了，废波棱盖儿，再也不整了。我不好意思咧了嘴，这不是贝吉今天说要去商场瞅一眼萤火虫，我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带他爬山，看看真正的萤火虫，我看网上说，有人夜爬香山，就能瞅见萤火虫，一抓一个准。又说，整天要么就是窝在家里，要么就是上补习班，娃儿锻炼时间都给整没了。他说，中，听你的。以前老是闹着去动物园，现在寻思去爬山，换个地方，也挺好。我心里带着一点愧疚，靠得离老卡近了一点，安然地准备入睡。意识最不讲道理，在脑海里四处游历一番，终于驾轻就熟地摸回到那片处女地。一个声音说，不是跟你说，要把这一整座山丘封存了嘛。另一个声音说，那是我的领地，我跋涉许久，处处都有我的印记，山顶上还竖着我立下的路牌，不信，你看这个。那个声音毫不留情地念出一块路牌。上面记着分手的那个夜晚。下了电梯，迎接我们的是车水马龙的喧嚣。他说再见了，等着我再说什么。等了许久，他大概知道我不会再说，准备转身离去。就在这个时候，我走上前，紧紧攥住他的手，拉着他回到电梯里，闯入一家我很久以前就想打卡的高层酒店。她有这个气度，接受萨米通过这种方式和以往的一切做个了断。毕竟在今晚之前，她是小三；过了今晚，那个人人唾弃的角色就换作我了。

老卡的手轻覆上我的肩。他今天没洗澡，身上那件深蓝色睡衣穿了一个礼拜。我轻轻皱了皱眉，身子没有躲闪。老卡从来不爱看悬疑片，更不爱探究帷幔后面藏着的东西。这恐怕才是我作为妻子最需要的安全感。下个星期还去图书馆吗？再下个星期呢？意识逐渐下沉，一个想法在游走。希望萨米的妻子至死也不懂得怎么进入那片处女地。因为我曾在上面种下一千种喜怒哀乐的小花。曾有一个人从光芒中走来，认真地辨识每一种花的花期、纹理、芳香，但凡发现它难过、受挫，就会马上作出诚心诚意的检讨，恳求它的原谅。

有一只手臂环过我侧卧的肩膀，轻轻握上我的手。在混混沌沌的浅眠中，我犹豫地想挣脱，又怕想找的时候找不着。牵着我手的人领我爬上一座小山丘，四周的灯光都熄灭了，漫天的星空在我们头顶闪光、颤抖，摇摇欲坠。我们在星光注视下，一步一挪地往野草丛深处走去。那里隐隐散发着光芒。终于，我在一片草丛中站定，抬头一望，惊喜地叫出声：“你看，有流星！”萤火虫之夜流星划过，我内心燃起一刹那的欢喜。

他说：“你看错了吧，月朗星稀，可能是飞机飞过而已。”

我说：“是真的，真的有一颗流星。”（陈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