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老家置一处宅子，起初是因为我妈，我妈又是因为我爸。我爸当时得了脑梗，躺在医院的床上吹着气泡，我妈泪眼婆娑地说： “万一……怎么埋掉呢？”

我没明白我妈的意思，说：“如果万一，那就按我们箭子川的规矩办。”

我妈说：“我讲的不是规矩。”

我以为我妈是担心我一个人没办法处理这种突如其来的大事，就说：“放心吧，我能办好。”

我妈问：“你想怎么埋呢？”

这下我更糊涂了。我想当然是买上好的棺木，隆重地埋进我们箭子川的土地。在殡仪馆办可能更方便一些，但我很早就试探过我爸妈的态度，他们坚决不同意，所以怎么埋的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

我说：“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对老人的心事不能“察言观色”，会让老人误以为我们做儿子的故意为难他们。

我妈说：“你想想啊，万一……人怎么到箭子川？灵堂搭在哪里？丧事怎么办？ ”我这才明白我妈的意思已经不是该怎么办，而是要怎么办了。

我妈说：“你得有一处宅子。”

我调到戎州后，我爸妈身体尚且健康，我从未考虑过这件大事。但我妈想到了，或者说是自从我们的老宅被夷为平地后我妈就想到了，只是她迟迟没有说出来。现在说出来了，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我原本以为在城里有了房子我就会与箭子川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但我忘了我是在戎州这样的小县城，距离箭子川不到二十公里——二十公里还不足以让我妈的思想完全城市化。

我爸在医院躺了十天， 回来后慢慢变好，现在只有右腿走路的时候拖在身后，我妈对“让我拥有一处宅子”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我带着我妈的这一诉求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求宅”之路。这期间我才深刻体会到我与箭子川之间的距离其实不是二十公里路程的问题——当我以“我”的名义而非我爸妈的名义要成为箭子川一员的时候，“我”突兀得像天外来客。我妈说： “这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

我的确是尽力了，但我又觉得这样的尽力远远不够，不只是因为我妈，而是这个过程让我产生了一种必须融入箭子川的强烈愿望，并不是被什么催促着，而是自己心里特别愿意。

元丰说： “你这就是执拗，现在人人都想着把身上箭子川的这层皮剥掉呢。”

我说： “我不想我的孩子们以后自我简介的时候写‘祖籍箭子川’。”

元丰说：“还记得箭子川的瓦雀吗？”

我说：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元丰说：“我们小时候，成群的瓦雀在檐瓦间，怎么赶也赶不完，可现在呢？”

我们小时候，箭子川多瓦雀，且与别处不同。箭子川的瓦雀周身灰色， 喙短而粗壮，呈深褐色。瓦雀成群，在山墙、树杈和屋檐下搭窝。很多时候，一群瓦雀飞过，麦穗就会瘪去一圈。我们在地里搭草人，瓦雀对草人视而不见。我们用弹弓射击，瓦雀却越打越多。我们盗了瓦雀的老窝，没过多久，新的瓦雀入住。箭子川人说，什么时候瓦雀不在了，我们的口袋才能更饱满一些。后来恰如我们所愿，瓦雀跟我们说了再见。起初我们还很庆幸，可没过几年，人们就开始怀念。可不管怎么念叨，瓦雀再也没有出现。

没有瓦雀，村庄显得单薄。

我说：“说不定哪年，瓦雀就回来了。”

元丰说： “但肯定不是我们当年的瓦雀了。”

元丰虽然总爱和我争执，但对我买宅子的事儿并不反对，一旦有消息，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那天他打来电话：“快来看看！”

我从戎州赶到六奶奶家的时候，挖掘机已经将正屋的东南角掀开了，房上拆下来的木头被村里人搬走，元丰和几个邻居正将六奶奶家的旧家具一件一件往车上装。

六奶奶家的房子长年不住人，成了危房，院子又靠近大街，时常有小孩儿钻进去，在敞开的柴房里烤红薯或睡大觉。村里为安全考虑，和恒叔商量要将房子拆掉，恒叔委托元丰处理。恒叔说他都忘了他在箭子川还有一处宅子。

恒叔在三十二岁那年带着妻儿去了乌鲁木齐，当时他的大女儿才六岁，如今他去乌鲁木齐后生的小儿子都上大学了。这期间恒叔有没有回过箭子川，我不知情，但我此后再没见过他。

六奶奶有三个儿子，宏叔是老大，很早就分出去了。在恒叔还没有去乌鲁木齐之前，宏叔就搬到了榆林园的新房子里。那时候榆林园里种满榆树，宏叔劈出一块空地盖房子，受到很多阻挠，前后地的主人不让开路，宏叔一家走了多年独木桥。永叔是老二，去了伊犁当兵。我对永叔毫无印象，小时候一直以为六奶奶只有两个儿子。

六奶奶和六爷住着的时候，老院子属于六奶奶和六爷，他们去了乌鲁木齐后老院子归谁，六奶奶和六爷没有明确态度。永叔役满复员留在乌鲁木齐，他觉得箭子川的房子与自己毫无关系。在父母看来，永叔和恒叔从来没有分家，所以到房子要拆的时候恒叔也不确定这房子是否独属于自己。

元丰和大家计算着六奶奶和六爷在乌鲁木齐究竟生活了十六年还是十八年，可算来算去谁也算不清，这将近二十年的光阴好像一笔糊涂账。元丰说，细算起来，六奶奶应该有八十三岁了。

元丰按照恒叔的嘱咐，把旧家具搬到宏叔家去。车子开走，众人散去，我和元丰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谈了会儿我们小时候怎样受六奶奶恩惠的旧事。

元丰说：“恒叔想把这个院子卖掉。”

我问：“谁做主？”

元丰说： “这只是恒叔的意思，但究竟卖不卖，还得看六奶奶和六爷的意愿。”

我说： “如果按六爷和六奶奶的意思那肯定不能卖。”

元丰说：“也不尽然，两人都身体不好，哪还能管得了明天的事。”

我们正说着，元丰接起电话。

恒叔说：“我妈突然脑出血，情况不好，大夫让准备后事。”

元丰说：“埋哪儿？”

恒叔说： “就在乌鲁木齐吧，墓地早就买好了，这样我们扫墓也方便。”

元丰说：“房子刚刚拆完。”

恒叔说：“院子能转让就转让了吧。”

元丰说：“多少钱呢？”

恒叔说：“你看着办。”

元丰挂了电话。

我说： “这事儿来得太快，怎么感觉不真实呢。”

元丰说： “那你还是没把自己真正看作箭子川人。”

我说：“还记得吗？这个院子之前住了很多瓦雀。”元丰看了看院子西边的一片树林。

六奶奶家的院子呈梯形，恒叔去了乌鲁木齐后，六爷觉得敞口的院子留不住人，就将院子匡正，圈出一个三角形的后园，栽了樱桃、梨树、桑树、杏树和核桃树。我们一群孩子总喜欢去玩。六爷很早就看出我们的伎俩，总是黑着脸看我们嘻嘻哈哈，有时候持一根鞭子，不让任何人去后园。六奶奶说： “来，我带你们去。”六奶奶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头上就有杏子落下来。

后园有两棵杏树，一棵甜核，一棵苦核。甜核浑圆，苦核尖扁；甜核早熟，苦核晚青。落在我们头上的往往是甜核，拇指大的杏子，落下来就一分两半。我们吃着杏子，偷偷将杏核装在兜里，六奶奶假装看不见。等我们吃完了，六爷就来翻口袋，将杏核扒了去。

六奶奶说六爷有哮喘，要拿杏核入药的呀。

六爷说一个个都是坏小子。六爷还说，再不许进后园！他作势要打我们，六奶奶像老鹰一样张开双臂，我们一个个从她的胳膊下溜走。六奶奶在我们身后喊，明儿再来呀！

六爷凶，但六奶奶惯着我们，第二天我们还去。

等杏子完全熟了，六爷要打杏子，六奶奶说你够不着的呀。六爷知道她的意思，早早起来攀着梯子上树，却不小心闪了腰。六奶奶在院子里吆喝“打杏子喽，打杏子喽”。我们一群孩子冲进去，六奶奶又喊“小心摔跤呀”。六爷黑着脸坐在树下骂我们“小鬼”。大家将杏子往篮子里捡。我和元丰各自攀上一棵树，拿着长竿打，杏子就像冰雹一样落下去。树轻了， 六爷的脸更黑了。六爷说“滚犊子”。六奶奶说“褪杏核”。我们围着六奶奶吃杏子，将杏核整整齐齐地摆在廊台上。六奶奶说：“又有杏茶喝喽。”

六奶奶将苦杏仁浸泡、去皮，大火煮，小火炖，又将煮好的杏仁连汤在绞碎机里打成糊，回锅，加白糖再煮一小会儿，用纱布沥出，再加上蜂蜜、芝麻、葡萄干，给我们每人盛一小碗。我们喝着杏茶问： “别的杏仁怎么办呢？ ”六奶奶说： “要在铁锅里焙干，磨成粉，冲泡喝呀。”我们还想喝冲泡的杏茶，但六奶奶说： “要等明年喽。”我们哪能等到明年呀，很快就忘了磨成粉的杏茶，眼睛又开始盯着梨子和核桃。梨子少，我们常常吃不着，但核桃却像瓦雀一样乌压压挂满树。我们吃核桃，核桃将我们的手指染黑，将我们的牙齿染黑，将我们的嘴唇也染黑，六爷看着我们的黑哈哈大笑。

元丰说：“再也喝不到六奶奶的杏茶了。”

我说：“还记得后园里的瓦雀吗？”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这是贴在后园的对联，每年换，每年却是同 样的句子，有人说是六爷写的，也有人说是 六爷请了白先生专门挑的句子。六爷是想让 孩子们读书，可他的三个儿子都没读完初中。在六爷和六奶奶去乌鲁木齐之前，六爷还是 在后园贴了这样的对联。我不知道他们在乌 鲁木齐是否也会贴这样的对联，但听说恒叔 和永叔的孩子都考了名校。更重要的是，六 奶奶很早就背下了这诗句。在我们往后园跑 的时候，她就在我们身后念叨“双双瓦雀行 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或许是诗句吸引了瓦雀，或许是瓦雀喜欢围着六奶奶唱歌，后园总有成群的瓦雀站在树枝上。我们进去，瓦雀“呼啦”一齐飞走，我们离开，瓦雀又“吧嗒嗒”飞回来。六奶奶说： “好好读书呀。”我们唱着“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跑开。

那时候，瓦雀扑面，六奶奶的笑也像瓦雀一样在我们身边萦绕。

核桃还未熟，落下来，青涩的皮紧紧包着。我说：“元丰，等熟了再来摘。”元丰说：“再往后，摘的核桃就不是六奶奶的核桃了。”我说： “再有瓦雀来，就是我家的瓦雀了。”

我们吃核桃，元丰的电话又响。恒叔说： “院子暂时不能转让，我妈要回箭子川。”

核桃抹黑了我们的手，也抹黑了我们的眼睛，这一刻，我和元丰都听到了六奶奶的笑和“扑啦啦”飞起的瓦雀。

六奶奶从医院醒来，第一句话说：“我要回箭子川。”谁也没想到六奶奶会说出这样的话。六奶奶还好的时候，大家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六爷说： “我们身后的事，不是我们想怎样，而是能怎样。”六奶奶也说 ： “你们的事我不管。”既然两位老人不管，那这个问题就落到了三个儿子身上。宏叔作为长子，年龄大，已经有两个孙子，他们一家在乌鲁木齐多年，这个问题他当然也想过。宏叔是有了孙子后两口子才到的乌鲁木齐。宏叔两口子离开箭子川不到十年，偶尔春节回来一趟，代表六爷一家走走亲戚。宏叔说： “我的意思还是落叶归根的好。”宏叔这样说其实也是给他的两个儿子定了方向——他清楚地看到父母的身后事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身后事，但永叔和恒叔反对。永叔早早离家，他已经完全融入乌鲁木齐，既然大家都在乌鲁木齐，就没有回去的必要。永叔说： “我们走出来了，哪能再回头呢？ ”恒叔在这件事上还摇摆。他既没有把自己完全当作乌鲁木齐人，也没有把自己看作箭子川人，但在乌鲁木齐多年，永叔是他的榜样，是永叔带着恒叔坚定地留在了乌鲁木齐。恒叔也是在永叔的支持下才将六奶奶和六爷带到了乌鲁木齐。恒叔说 ： “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恒叔说得含糊，态度却也明确——不打算再回箭子川了。

弟兄三人在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但大家明白，父母与恒叔的牵连最多，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恒叔有决定权。事情并不迫在眉睫，这件事也就不再提，六爷和六奶奶也就打定了随儿子们办的态度。六爷和六奶奶后来听着儿子们讨论墓地，听着他们买了墓地，也在恒叔的带领下亲自去看了墓地，他们只说好。

当六奶奶说完要回箭子川后，六爷就哭出了声。

弟兄三人一时不知所措。医院让准备后事，他们就在乌鲁木齐准备得妥妥帖帖，一切都按箭子川的风俗办，一切也都经过六爷的首肯，六爷还按六奶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避重就轻。可现在，弥留之际的人要回箭子川，他们虽然惊讶，却也不觉得棘手，毕竟六奶奶说过她不管她身后事的话，如果只有六奶奶，她当然也管不了。可问题是六爷哭了，他为什么哭？他哭什么？ 一切不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办的吗？还有什么可哭的？可不管怎么问，六爷就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

六奶奶说：“瓦雀，瓦雀。”六爷就哭得更厉害了。

恒叔一手握着六奶奶肿胀的手，一手拍着六爷的背， “我知道您伤心，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永叔说：“妈，是我们不好，没有让你们享上福。”

六奶奶说：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宏叔说：“别担心，您会好起来的。”

六爷哭着，抓紧六奶奶的另一只手说： “知道吗？我们在乌鲁木齐生活了十八年九个月。”

六奶奶说： “十八年我没有给你做过一次杏茶，对不起。”

六爷说： “我们在乌鲁木齐没有见过瓦雀。”

六奶奶说：“后园的杏子真甜呢。”六爷还是哭。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恒叔他们都明白了六爷为什么哭。但他们故意装糊涂，他们想用这种糊涂来表明他们的态度。

恒叔说：“爸，一切都用最高规格，放心吧。”

六奶奶说：“那一群孩子现在也都是大人了呀。”

六爷说：“我听你的，回箭子川，回家去。”

六爷说得掷地有声，病房里所有人的呼吸清晰深重了起来。

六爷冲孩子们吼： “这事由不得你们！”

六奶奶拍了拍六爷的手背，流下两行清泪。

宏叔倒是极为支持六爷的决定，他当下给元丰打电话，让他请人做一些准备——迎接一个将死之人对一个村庄来说是一件大事。元丰打了几个电话，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态度却差异极大。有人说那么远的路究竟有无回来的必要，有人说屋子被拆了回来怎么安置，也有人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呀。可这样的事说来说去终归还是要回到六奶奶身上，大家讨论六奶奶年龄的同时惊异于六奶奶竟然还健在——除了一些老人谈起旧事，年轻人对六奶奶几乎没有印象，对永叔和恒叔也并不熟知。大家对六奶奶一家的记忆遥远得像那失踪多年的瓦雀，只有灰扑扑的一片。

送一个将亡之人回箭子川，对永叔和恒叔也是一件大事。他们看着六爷忙进忙出，看着宏叔挨个儿打电话，他们心里连那遥远的瓦雀也记不起，一时不知所措。永叔说： “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办。”永叔对遥远的箭子川持有足够的警惕，他知道一旦回去，他的能力就完全失效了，而在乌鲁木齐，他们这一大家子的事他还有一定的领导权和决定权。恒叔说： “纵使我们觉得我们还是箭子川的一员，可箭子川人怎么想呢？ ”恒叔考量的是自己能否被接纳的事，而这个事说白了是面子问题，恒叔担心在母亲弥留之际将母亲送回去会受到众人的指责。当然，在宅子被拆后送母亲回去，灵堂设在哪儿也脱离了他的掌控。宏叔说： “有我在，都放心吧。”

弟兄三人的态度彼此明了。宏叔知道两个弟弟还是希望他能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劝说六爷放弃回家的想法。可现在，3:2，当宏叔站在父母一边的时候，永叔和恒叔就知道回箭子川的事真由不得他们了。

宏叔说：“必须回。”

当天下午，他们租了医院的救护车，向着箭子川出发。三个儿子跟着救护车走，其余大小十四口人，或开车，或高铁，或飞机，从不同的方向往回赶。孙子辈中有三个在别的城市上大学，他们从未去过箭子川。他们向父辈询问路线，在网上查询天气，他们觉得这个未知的去处就像爷爷奶奶常说的瓦雀一样遥远而神秘。还有人因为无法抗拒的因素而无法抵达，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车子出了乌鲁木齐，行走在漆黑的旷野，六奶奶才说： “我们一家人多像一群瓦雀呀。”

宏叔说：“您别担心，很快就能回家了。”

六奶奶说：“我很好。谢谢你们。”

六奶奶闭目睡去，心电图的波纹随车子一起跳跃滑动，大家观察了一阵，绷紧的心略微放松。回箭子川这件事产生的后遗症并未消散，永叔和恒叔心里的委屈在漫长的黑暗里发酵了。

恒叔说： “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回去，万一，我是说万一，妈好转了怎么办？”

宏叔说：“你是盼着妈死吗？”

恒叔也觉得说错了话，一时语塞。永叔说：“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像对待村里人那样待我们吗？”

宏叔说： “只有我们会变，箭子川人不会变。”

永叔说：“我们即使变也是越来越好呀。”

宏叔说：“并非所有的事都有对错之分。我之前让翻修老宅的房子，你们个个反对，那么现在呢？”

恒叔说： “谁能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大家沉默了。这些年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分歧一点儿一点儿被放大，他们发现，直到现在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固执己见。

六奶奶说：“后园的核桃该熟了。”

宏叔说：“回去我就给您摘。”

六奶奶说：“后园可真热闹呀。”

宏叔觉得在这个时候当着妈的面谈分歧实在不妥，于是就讲起了这些年箭子川的变化，讲起了他们的老宅和后园。永叔和恒叔也一起讲他们小时候打架的旧事。他们一起谈起他们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瓦雀。

月明星稀，戈壁深沉，大家都觉得他们和箭子川之间终究还是被一根隐秘的线牵连着，并非他们不想回箭子川而箭子川就与他们无关那么简单。

六奶奶听着他们说话，听着听着就笑了。六奶奶当真就带着笑回到了箭子川。

二十五个小时里，她叫过七次瓦雀。瓦雀之外，不管儿子们问什么，她都不作回答。

六爷坐飞机提前到家，他要亲自主持丧事。我和元丰等七八个发小从宏叔家搬来桌椅，采购了丧事的一应用物，一切妥当，井然有序。

六爷说：“没想到年轻一辈做事比我们这些老人更细致。”

元丰说：“六爷，您年轻的时候比我们还细致。还记得吗？我们不管什么时候进院子都能被您发现。”

六爷说： “那会儿谁能想到我这后半生要在乌鲁木齐过呀。”

我说：“六爷，乌鲁木齐好还是箭子川好呢？”

六爷长长叹口气，半天才说： “我给你们讲个小秘密。有一年夏天，我和你们六奶奶去镇上，回来后天已擦黑，一到门口我就发现了问题。我出门的时候在院墙下撒了 一层细土，四个小脚印落在上面，我就知道进了贼。我在后园门口守着，就等着小贼自己现身。可小贼也机灵， 攀在核桃树上不下来。

我捡了核桃打，惊得一群瓦雀扑棱棱飞起来。瓦雀飞了又来，来了又飞，就这样熬着吧。熬到我们吃完了饭，你们六奶奶叫我去买酱油，我知道她是要放贼出去。可我回来后她却告诉我哪有什么贼呀，一树的瓦雀。我就笑着说瓦雀也是贼呀。”

元丰说： “那您知道两个小贼是谁吗？”

六爷说： “你们六奶奶知道，但她不告诉我。”

我说：“六爷呀，您当年太狠，那真是一树的瓦雀呀，瓦雀飞起落下，我们脸上落了一脸的瓦雀屎。”

元丰说：“那一晚过后，我们总想着要砍了那棵核桃树。”

六爷说： “虽然你们六奶奶一直没有讲那两个小贼是谁，但十多年过去，我一想起老房子就会想起你们两个贼。”

我们在村口接了六奶奶。车子向宏叔家的方向走，走出不多远，六奶奶拽了拽宏叔的手。宏叔给她摘了氧气罩，见六奶奶嘴唇翕动，宏叔贴近她的脸才听到六奶奶说：“不对不对。”

宏叔说：“快到家了。”

六奶奶说：“不，不。”

三个孩子面面相觑，不懂她的意思。

六奶奶又说：“瓦雀，瓦雀。”

恒叔给六爷打电话，六爷说： “她是想去老屋呢。”

宏叔说：“妈，我的家难道不是您的家吗？”

六奶奶说：“不。”

宏叔说：“妈，在家里静养几天您就好起来了。”

六奶奶又说：“瓦雀。”

永叔说： “现在知道了吧，不是你想的那样。”

车子停在半路，他们从车上下来，相互抱怨。事实上，他们都没想过六奶奶要回老宅这个问题。永叔和恒叔再一次将问题上升到“回家”这个错误的决定上，而这个错误变成了宏叔一个人的错误。宏叔原本还沉浸在母亲“此家”非“她家”的失落中，现在又承接了一个“回家”的错误，他一下子泄气了，蹲在路边一言不发。

六爷赶来，他原本也是想劝劝六奶奶，可不管他说什么，六奶奶只说：“瓦雀，瓦雀。”六爷这时候才真正明白六奶奶的心思，他握着她的手说：“我知道，我知道。”

六爷说：“搭帐篷。”

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们按照六爷的意思，将安置在宏叔家的物件往老屋搬。第一个帐篷搭起，支好床，我们将六奶奶抬到床上。

六奶奶又抓了抓六爷的手，六爷说：“到家 了。”六奶奶慢慢睁开眼说：“瓦雀。”六 爷说：“没有瓦雀了，但当年的贼就在这儿。”

六奶奶看了看我和元丰，笑了笑。元丰说： “后园的核桃熟了。”六奶奶闭上眼，又流下了两行泪。

六奶奶的葬礼有条不紊地进行，箭子川人按照箭子川的习俗为她举行仪式。从乌鲁木齐回来的人，除了宏叔一家外，其他人都以新奇而陌生的目光看着箭子川，而箭子川的人们也用同样的目光看着他们，一切都在这种隐秘的冷静中起了新的变化，只是没人说出来。

乌鲁木齐的人相继返程，六爷却做了 一个令人愕然的决定。六爷说： “我要留在箭子川。”当永叔的第一个为什么问出口的时候，十几个为什么接连问了出来。如果说第一个为什么仅仅是惊讶，那么后来的十几个为什么就是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决定的反驳。然而六爷不回答任何反驳和质疑，他不但要留在箭子川，还要留在老屋，他说：“我就住在这顶帐篷里。”

不仅六爷的儿孙不能理解六爷的这个决定，就连箭子川人也无法理解。大家不明白，他像个大人一样坚定却又像个孩子一样耍赖究竟是为什么？

我妈来看六爷的时候却说：“我能理解。哪儿是瓦雀的事呀，你们想想，六奶奶的后事六爷还能做主，可他自己的呢？一旦再去了乌鲁木齐，他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妈说出了六爷心里想说的话，也说中了永叔和恒叔一再问为什么的心思。永叔说：“到时候我们再回来也一样呀。”恒叔说：“他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怎能放心呢？ ”我妈说： “到时候哪能由得了他呀？”

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往后的事谁能说得好呢？

宏叔说：“留下吧，明年再盖一座房子。”

永叔和恒叔叹着气，带着无奈和遗憾离开了箭子川。宏叔和元丰商量着盖房子的用料和费用。六爷就这样住在了帐篷里。

六爷平整院子，整理后园，修剪树木，将枯死的梨树和樱桃树挖去，想着明年再栽些新的苗木。他极尽可能地复原。六爷将剪下的枝条编织成篱笆，又用篱笆做了围墙，他重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箭子川人。元丰说：“再有贼，六爷还能防得住吗？ ”

六爷说： “我躺在帐篷里，总觉得你们两个贼还挂在核桃树上。”

六爷让我写一副对联。我写了“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六爷将对联贴在后园的门上说：“你们信不，说不定什么时候瓦雀就真的来了。”

走在路上，我问元丰： “你觉得瓦雀能真的回来吗？”

元丰说：“即使回来，也一定不是之前的瓦雀了。”

我说： “但是箭子川人不管在哪儿，始终都是箭子川人。”

元丰说：“对呀！可你想过吗？当你离开箭子川的时候你就已经与箭子川人不一样了。”

我们又回到了之前争论的原点。我们谁也不知道瓦雀会不会再来，就像箭子川人不知道自己飞出去后还能不能回到箭子川一样。我当然明白，在元丰眼中我已不是原来那个箭子川人了。元丰早就说过我与他不一样，究竟是怎样的不一样，元丰没有讲，我却能从永叔和恒叔身上强烈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影响。我突然发现我那种必须融入箭子川的强烈愿望不过是母亲意愿的再生和叠加，当我和元丰争论的时候，我其实是在为母亲辩解。这样想着，我心里的那种执拗有了松动。（杨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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