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9日下午，巴西作家朱利安·福克斯和杰弗森·特诺里奥做客北京大学民主楼，与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畅聊巴西与文学。本场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主办，是“在镜与灯之间：中巴当代文学对话”系列的第一场活动。活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樊星主持。

阅读是一次次溺于海中

特诺里奥发表演讲

杰弗森·特诺里奥的阅读并非始于书籍，而是源于童年差点在海中溺亡的经历。当他试图用一块泡沫冲浪板开始海上航行时，海浪将这个12岁的天真的孩子打翻在大西洋的肚子里，他深吸最后一口气后不断下沉，正当快要被黑暗淹没时，一位冲浪者将他救了上来。劫后余生的特诺里奥回望大海，对他来说，那里不再仅仅是一个海滩、乐园、游乐场，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天我成为了一名读者。”特诺里奥说，他获得了读者最基本的素养：观察力。他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阅读”开始了，就像他一次次溺于海中，观察到一个更深入、复杂的对象。文学的阅读亦是如此。

要像溺于海中一样去阅读，“全身心地与人物共情，仿佛亲身经历一般。写作也是一样，这是一种非常冒险且需要勇气的行为。写作就像是溺于你的内心——这不仅指你个人的想法，还包括你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在特诺里奥看来，文学是与世界的一种联结。“我的出身、我的苦难、我的伤痛和我悲惨的生活，对文学来说并不重要。因为真正关键的不是我经历了什么，而是我能讲述什么——不是关于我自己，而是我的视角如何与现实产生联结”。

特诺里奥的代表作《表皮之下》的叙事者佩德罗是一名黑人，他的父亲本是一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但在警方的街头盘查中被误杀。悲剧发生后，佩德罗回到父亲生前居住的房子，通过整理旧物，重拾父亲的回忆。这部小说有许多进入和阅读的角度，有人从种族角度解读，有人关注丧亲的悲伤，有人关注教育，有人则关注语言本身。作为作者，特诺里奥说，他写作《表皮之下》的初衷是探讨父子关系。叙述者佩德罗的诉求，是应对悲伤，并与已故的父亲建立新的关系，重新寻回父亲。种族议题贯穿了这些人物的旅途，但他并没有将他们的存在简化为这些议题。

“后虚构”时代：触碰现实的张力

福克斯发表演讲

如果说特诺里奥的讲述揭示了他的文学观念在于展现一种与世界联结的方式，那么福克斯则进一步阐释了我们可以怎样展示这样的联结。

当下，我们期待一种怎样的叙事？怎样的小说？福克斯认为，纯粹的虚构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形态，我们强烈地渴求一种能够进入现实、触碰现实的“虚构”。叙事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小说之所以变得“不再像小说”，是因为它融合了其他领域的话语，不再是纯粹的虚构或历史复刻，形成了“后虚构”的形态：虚构正与世界上其他各类话语之间形成深刻联结，模糊着我们曾经熟知的边界。

在这样一种“边界模糊”的时代里，既然虚构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探入现实之中，我们如何在这样一种边界模糊中处理真实与伦理的平衡呢？我们有权利袒露什么样的真实？该如何讲述？这是福克斯所关注和面临的困境。

福克斯的写作始终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抵抗》就是这样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与小说的开篇“我哥哥是领养的，但我不能也不想说他是领养的”一样，福克斯的哥哥正是被收养的，这在他的家庭几乎成了谈论的禁忌，然而福克斯却决定违背这个沉默的约定，重新审视家族的历史，他的讲述使得他与哥哥重新亲近彼此，找回了那个过于孤僻、紧闭房门、无法面对自己和家族过往的哥哥。但在打破另一禁忌，讲述父母过去的政治经历时，他得到了父母不安的反馈，他们甚至希望这本书从未存在过。尽管福克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仍将他们的意见写了进去，他接受某种自我批判，但拒绝自我审查。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与伦理冲突，唯有继续讲述，才是合乎伦理的选择。

创作的核心就在于细微之处，每个词句最终都服务于我们的诉求。我们不需要遵循严格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感官描写。福克斯认为私人叙事并不存在预先设好的规矩。即便面对敏感和微妙的事情，我们总能找到表达的方式。叙事的技巧就在于对细枝末节的微妙把控。书写个人经验时，需要的不是放弃书写，而是一种谨慎与自我把控。

文学的意义是欺骗现实

两位作家与现场观众交流

在19－20世纪的巴西文学及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关于表达方式的语言实验，比如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等人，在现当代文学中通过语言形式的突破，使文学与学术、社会等不同领域产生对话。在福克斯看来，这种文体形式的变迁总是被读者所忽略，但又极其重要。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不应仅仅看到当下的文本呈现状态，更应该回溯其变迁的历史。小说题材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动荡和争议，这些都在它身上留下了印记或创伤。“后虚构”时代，我们看到的小说语言可能变得更加平实，因为它融合了其他领域的话语，不再是纯粹的虚构或历史复刻，但在以前并非如此。这种题材的不稳定性、交杂性以及叙事的创新，正是当代文学发生动荡与变革的主要产物。

特诺里奥认为，我们常常忘记了写作过程中作家所运用的审美技巧，事实上，虚构的实质不仅在于“讲了什么故事”，更在于“如何讲述”，在叙事中，形式与内容是同样重要的。无论多么枯燥或多么精彩，所有人类经历都值得被叙述，每个人都是一部行走的文学作品，但只有投入审美创作的实践，才能真正凝结成文学。他认为，文学处理现实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利用自己的生活，而在于如何将其转化为虚构作品。

这使得文学可以展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真实，在面对各种语言、观点、主义所架构和操纵的“现实”时，文学让我们得以实现一种超越的公正，得以摆脱“语言操纵”，这正是文学存在的意义之一：欺骗现实，说出或还原被遮蔽的真相。（邓洁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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