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我参加了91岁高龄的吕士恒先生的告别会。至此，1957年主动要求投身黑龙江北大荒开发建设的6名南京农学院（现为南京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都已离世远行。请不要忘记这个团队，因为他们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当年，他们已经公布的毕业去向，是华东地区政府机关、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就在这时，传来了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转业官兵开发黑龙江“北大荒”、为国家建设大粮仓的消息。全班34名学生坐不住了：国家开荒种粮，我们学农的不去谁去！他们向校领导提出改变分配方案。可学校哪有这个权力。当知道权在高教部，同学们一致推举吕士恒同学给高教部长写信。吕士恒是班长，是名共产党员。

寄往北京的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我们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的应届毕业生，三十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参加祖国边疆建设，去开发沉睡的处女地。

祖国宏伟的垦荒计划，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对一个学农的人来说，为国家增产粮食，有着格外重大的责任，我们热烈地向往着去建设祖国的粮仓，为社会主义建设铺下一块砖石。

在党的培养和老师的教导下，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志愿，我们的决心是：“服从祖国的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毅然选择了垦荒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我们清楚地知道垦荒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工作，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冬天有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地区荒僻，人烟稀少，住帐篷，吃粗粮……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时代的大学生，是不找轻松活干的，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

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四年的学习生活使我们在业务上、思想上、身体锻炼上都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虚心学习，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克服在垦荒中的一切困难的。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机系的同学们已踏上了垦荒的征途，垦荒不仅需要大批的机务工程师，而且也需要大批的农学家……我们在思想上已作好了充分准备，正像很多同学说的那样，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在边疆干上一辈子。

我们时刻准备着：待命出发，向荒原进军！

收到信，高教部领导被深深感动了，这些年轻人有理想、有志气，为国家着想，主动要求挑重担的精神多么可贵，多么值得弘扬！他们把信推荐给《中国青年报》，报纸很快刊登了出来。

可怎样回复他们的请求呢？毕业分配的计划已经下拨，华东地区的一些部门和单位正等着他们的到来。但经过慎重考虑和协调，高教部决定“破例”修订计划，特批给南京农学院7个分配到北大荒的名额。

七比三十四——名额太少了！同学们争啊、吵啊，抢着要把艰苦的担子搁到自己的肩上！最后，吕士恒、胡家騄、汪炎炳、宫英堤、吴枫、程全生和刘祥榜上有名，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背着行李，带着农业技术书籍，经过整整10天的旅途辗转，赶到了黑龙江省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报到。

漫漫22年过去了。1979年春季的一天，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叫吕士恒，自我介绍是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所属八五四农场的职工，是当年南京农学院奔赴北大荒7名毕业生中的一员。他在信中写到，7人中刘祥因在外地工作的爱人从事的专业垦区还没涉及调到爱人工作地外，其余6人一直奋斗在北大荒。当年的荒原变成了良田，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起了城镇，我们也由青年变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经历使我们感到，把美好的年华献给祖国建设事业获得的幸福是难以形容的。现在国家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希望以国家利益为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实现“四化”奉献青春。信里还提到，1957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们为了能分配到北大荒写给高教部长的申请书；还有一张他们奔赴北大荒报到途经北京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中国青年报把信转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要求核实。我当时是农场总局《农垦报》记者，核实的任务交给了我和总局宣传处干事宋恭谨。只是没承想，例行的核实成了令我难忘而又感奋的采访。

我们先找到吕士恒。得知6人分散在不同的农场和部门，便把他们请到一起座谈。倾听他们的讲述，给我深切的感受是：整整22年，他们一直在践行着自己当年的“青春誓言”！

他们刚到的时候，所谓农场，除了有几排搭建不久的草房，就是茫茫荒原。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踏查荒原，摸清它的脾性，以便来年开始开发建设。报到的第三天，吕士恒就背着行李、带着干粮，到三十多里外的东大岗上的荒原去踏查了。走着走着，一片漂垡甸子横在了面前。这种甸子俗称“大酱缸”，一不小心陷进去很难自拔。他把绳子的一头捆在自己的腰上，另一头牵在同行战友的手里，摸索着前进，硬是在沼泽遍地、野草丛生的荒原上踏出了一条毛道，留下了第一行脚印。他们调查土质，用步量地，边走边画地形图，设想水利施工方案等。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洼沟里的积水，入夜了用帆布一挡睡觉。整整忙乎了半个月，初步确定了开荒计划和生产队以及分场的建点方位。1957和58两年，吕士恒和战友们踏查了十几万亩荒地，以后在这片荒地上建立了两个分场和十几个生产队。当看到地图上这片原本无名的地方标出了“迎春”这个喜庆而又豁亮的地名时，吕士恒说他真像喝了蜜一样，心窝里甜滋滋的。

荒地开出来了，什么时候播种，怎么播法，种什么作物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分配在农业科研岗位的汪炎炳和胡家騄迈开双脚，到附近农业社的老乡家里拜师，虚心请教，了解了与南方完全不同的耖、扣、豁等耕作措施，摸到了一些北大荒农业生产的规律，提出了合理化的种植建议。他们常年在生产队蹲点，在草房里、在田间搞科研，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功培育出了一批小麦和大豆的高产样板田，并以点带面，推而广之。为此他俩先后到北京参加相关的经验交流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王震时任农垦部长，还把汪炎炳请到家里做客，听取他的汇报。在科研工作的实践中，他俩还针对一些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撰写了一批论文，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然而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然兴起，他们被扣上“臭老九”“业务挂帅”的帽子挨整、挨批。可贵的是没人趴下！吴枫被撤了八五二农场七分场副场长职务，下放当农工，抬木头，挖排水沟，到刚建的生产队种菜。他说，我当时就想，只要还能为北大荒出力，我就要干！他边看种瓜菜的书边实践，还拜有经验的老农为师，在荒地上成功地种出了韭菜、菠菜、茄子、辣椒和西瓜等，然后手把手地教职工们种，使大家房前屋后原本并不兴旺的菜园子红火了起来。大伙被这个来接受改造的“臭知识分子”感动了。风雨过后吴枫重又走上了领导岗位。

汪炎炳记得很清楚，是个下雨天，他一家被逐出科研所家属区，发配到几十里外的一个生产队“落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科技人员？他想不通。然而看到黑油油的土地，他的心平静了下来，一如既往地又摆开了科研的摊子，告诉大家，庄稼出现什么问题欢迎到“诊所”咨询。4年后，当通知他回科研所时，生产队的职工恋恋不舍地说：“老汪常来呀，来帮我们解决生产上碰到的难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遇到的另一个考验是，父母和家人都帮着张罗对象，希望能回南方成家、工作。程全生是孤儿，抚养他长大的姑姑心疼他，盼游子归来。程全生恳切地回话：“学农的离不开土地，北大荒需要我们开发建设，在这里有作为，我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宫英堤也频频接到福建老家兄弟的来信，说给你物色了一个在剧团工作的对象，望你寄张照片来。我们凑了五百元钱，准备给你寄去作路费……宫英堤谢绝了，回信说“自己的幸福和理想都融进金灿灿的小麦和黄澄澄的大豆中去了”。

当年的单身小伙子，后来都在北大荒成了家，生儿育女，是北大荒的“老户”了。

回首走过的路，从几间草房、茫茫荒原起步，到现在已建成大型机械化农场，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运到祖国各地；再展望北大荒前程似锦的明天，他们充满信心，都说到北大荒来对了，这是壮丽的事业，也是幸福的事业。他们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受到启发，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建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核实”所获得的成果激荡着我的心。怀着深深的感动和钦佩，写了篇长通讯寄给了《中国青年报》。

1979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用头版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件事。以“美好的年华怎样度过——请看从一封读者来信引出的报道”为题刊登了通讯，并配发了五百余字的编者按；重新刊登了22年前他们写给高教部长的决心书和1957年赴北大荒途经北京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还配了一张这次采访时6人观看农场发展模型的照片。隔了一天，5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位置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和编者按。新华社即向国内外播发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予以广播。

这之后，我和吕士恒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生产处和3个农场管理局的领导。退休后定居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家。两年前我登门看望他，他告诉我，6个同学中5人已先后去世，长眠在了北大荒的土地里。如今吕士恒也加入到了他们之中，这个团队远行天国了，但他们的青春足迹深深地印在了祖国的土地里，他们的精神不会远去……（张持坚）

上一：聆听一只鸟才算认识它

下一：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