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笠城特殊教育学校的大门口停车，校园围墙上的爬山虎被一夜秋雨涤尽尘埃。此时是上午九点，雨还在下，我站在大门口抽烟，不时朝学校院内张望。

不一会儿，随着校门的伸缩门打开，一位老师推着坐着轮椅的马强出来，马强看见我就笑，牙齿很白，神色很兴奋。

等我把马强扶到车上坐好，又把折叠轮椅放进后备箱。

马强说，曹老师，还有一个人要一起去……

嗯？其实我是不愿意再拉别人的，我问，谁啊？

马强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照马强说的，拐弯抹角走了七八分钟，把车停在路边，雨突然大了。

一会儿，一个女人穿过雨幕，钻进车的后座。

她湿了衣裳，头发乱纷纷地散开。我转身递纸巾过去，她胡乱地擦了下脸。等她弄好头发抬头看我时，有点莫名其妙的怒气，眼睛睁得溜圆，像两枚即将炸裂的丸子。

我打远处看见走来的人是马丽娜，心里已经开始吃紧。

马丽娜是胡海军的女朋友，胡海军是我的朋友，我呢又是马丽娜的前男友——说起来好像很绕。

昨晚胡海军找我，要我熬夜帮忙写一个专题片脚本。我说没时间，今天要去庆城办点事。这事其实是给马丽娜的弟弟马强办的，但我只想带马强去，不想叫马丽娜去，实际上我不欢迎任何第三者参与。

我从昨天得到消息，著名作家刘先生今早莅临庆城师范学院，下午要进行一场公开的文学讲座，讲座后乘飞机离开，所以就有了带马强去听讲座的打算。我和马强都特别喜欢刘先生的小说作品。我们生活在西北的一个小县城，此次刘先生距离我们仅有三百公里，确实机会可贵，尤其对行动不便的马强来说。

我的车后座上放着一个包，里面有十一本刘先生的著作，有长篇小说、小说集、文学理论作品，我要带去找刘先生签名。

没想到上车的人是马丽娜，这让我的心里乱纷纷的。有那么一刻，我觉得马强这孩子真是不靠谱，干吗要喊马丽娜过来啊？但又想，我和马强也不算熟，他叫他姐来也合适，毕竟一路他是要被照顾的。

天公正抖擞，雨越来越大，街面上的下水道疲于应付，一片汪洋肆虐。我和马丽娜对视了几秒，最后我拧了一把车钥匙。

破车嗡嗡作响，努力颤抖，为起步蓄力，我的心里有点惭愧。胡海军是有钱人，他的座驾也上档次，所以马丽娜高贵的屁股可能很少有这样糟糕的体验。我的车子启动时，我们仿佛坐在了搅水泥的振动棒上，或者手扶拖拉机上，我的全身都过电似的突突了起来，似乎是在体验某种物理性的诊疗。

我自己很别扭，推己及人，马丽娜应该也很别扭。我把方向盘抓得紧紧，像是落水的人抓住了一只救生圈。

我用余光扫马丽娜，她的侧脸还像过去一样好看。

现在是早晨九点半，笠城距离庆城有三百公里，路途不算近，如果下雨，路上还要耽误时间，但下午一点前肯定能到庆城。这么长的时间，我要和马丽娜一起度过……这个马强，真是个多此一举的孩子。

好在车子启动不久，这段令人难堪的震颤才缓缓停止。直到车驶出了城区，马丽娜才问，你带马强去庆城干吗？

我说去办点事儿。又说，这孩子，对你还真是忠诚，什么事儿都要告诉你一声。

我从后视镜上看见马强笑了起来。

马丽娜问马强，你们要去干什么？

马强说，我不是说了吗？听讲座。

马强不知道，我和他姐马丽娜认识有十二年时间了。十二年前，我在兰州闯荡，干过电视台广告文案、建筑公司文秘、医药公司销售等工作。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多时间，我的自信心被现实无情调教，发现生活远非我评估的那样温情。工资高的活干不了，能干的活又工资低，这样的矛盾无法调和，要把人家兜里的钱过到我手上，须费九牛二虎之力。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认识了马丽娜。

那一年真是姜子牙卖卦——矬到家了，我被当时正在庆城师范学院读书的女朋友蹬了，到了年底，公务员国考又惨遭失败，自感过去数月时间的学习打了水漂，心里特别沮丧。那一年的夏秋季节，每周有三个晚上我都会掐表做模拟套卷，或者掐表写申论文章。上了考场，我的行测还算差强人意，申论写作却差得离谱。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最精准的投喂式羞辱。恰好，漫天的雪花为我搭起了命运的缟素，让人心情如此低落。

黄河那么宽阔，据说兰州附近的小三峡每年都会打捞起很多尸体，有一些号为“鬼侠”的水中作业者以此为业，靠着捞取尸体归还家属而换取营生。我不无感伤地想，或许道不行就该乘桴浮于海，或者直接沉到水底，叫“鬼侠”们去探索我、发现我，叫父母伤心欲绝地带我回归故里，发挥一定的警示教育意义。还有我的那些同学，能够用拙劣的笔墨去记述和我同窗时候的二三事，作为一个成功的反面教材，我起码能鼓励大家热爱生命——作为废品，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用途的。

但我是一个自私的人，还不想为他们做出这样无私的奉献，所以我临时决定，天大地大，不如吃饭要紧。我敏感的肠胃在关键时候挽救了我。

在西关什字吃了一碗牛肉面，又喝了点闷酒，最后我走上了中山桥。

站在桥上朝下看，大河奔流，一个人的悲伤显得多么渺小。我摸摸衣兜，烟盒空空如也。几个陌生人经过，我含糊地询问，一个陌生的男人递给我两支黑兰州，我把一支别在了耳朵上。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离我不远处同样俯瞰大河奔流的一个女生。

我观察她，我们一样趴在栏杆上，脊梁绵软，蔫儿吧唧，就像绷绳上搭起的纯棉T恤，软绵绵，冷飕飕，不知其可。这多少让人心生了那么一点不算正能量的宽慰，起码糟心的人不止我一个。有些倒霉事发生了还可以补救，还可以重来，比如我，今年考不上，明年后年还可以考，我距离公考年龄限制的三十五岁还有好多个年头；但有些倒霉事，是没办法补救和重来的，因此，我希望她和我一样，只是暂时倒霉而已，打打气，没准我们都会迎来振作之机。

我挺起了胸膛，是女生颓废的样子鼓励了我。我抽着那支乞讨来的黑兰州，感觉一种无所谓的勇气重新滋生起来。我朝着白塔山方向走去。走几步回头看，女生站直了身体，开始攀爬，我有点蒙，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等我意识到她是想跳的时候，瞬间清醒了大半，我加速度跑过去，一把揽住她的腰，一个过肩摔就把她撂在了桥面上。

她摔伤了胳膊。后来我陪她去附近的诊所简单包扎，她说她只是想登高远望——没准是想找一下露丝站在泰坦尼克号船头的感觉，或者只是白鹤亮翅而已。她的确像是一只鹭鸶，细胳膊细腿，仿佛是大学都没毕业的学妹，其实她和我一样，只是这个城市里最为庸常可见的所谓创业者，统一称谓叫缺少人生企划的打工人。

她就是马丽娜。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真巧，我们居然都是笠城人。

第二年春，我们就处了朋友。

那时候我还是挺混的，一副衣衫不整、吊儿郎当的文学青年形象。现在回想，我那会儿的穿着真是古怪，一件白色的毛衣穿成了灰色，挂满了细密的毛蛋。一双脏兮兮的运动鞋总是落着一层灰尘，最要不得的是我的精神比较萎靡——那时候我连夜看书，一夜看完一本书，赶上早班还能流一阵感动自己的眼泪。

我曾参与过读者集团的招聘启事，虽然只是集团下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学生刊物的编辑而已，但我依然未能被聘用。

我孜孜不倦地创作小说，幻想有一天有杂志编辑慧眼识珠能刊发我的作品。

马丽娜在一家影视传媒公司打杂，和她的影视制作专业基本吻合。她总是对我的精神面貌提出意见，嫌我穿衣随便，胡茬能刷鞋子上的灰，脸上黑头遍布，而且三天两天长痘。后来我想，她的标准是“人类高质量男性”的样子，后来的胡海军果然油头粉面，西服白衬衫，笑容温暖绵长，像是银行的信贷经理，应该很符合马丽娜要求的配偶形象。

我们在兰州还奋斗过两年，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两坨空想的气泡汇聚，双倍的苟且，双倍的自信，双倍的激励，空想就变得沉实起来，有了一些若有似无的内容。

最后我们双双辞掉了那些既没有尊严又显得五斗米压迫脊椎的工作，在安宁区蓝天公寓附近和两个朋友合伙盘了一个小店卖烧烤，亏完了最后的一点存款，终于坚定了回乡的念头。我俩一起回到笠城，开始考取公务员、“三支一扶”等等，乱枪打鸟，打着一个是一个，主动把自己丢入体制的熔炉中去。

回家的第一年，我考上了省公务员，分配到笠城某部门工作。而马丽娜少了一点儿运气，她当年考了两次，全部失利。

那一年冬天，我带马丽娜回我的老家农村，去见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过去是民办教师，前面生了两个姐姐，为了生一个带把儿的，违反了计生政策，最后把自己的饭碗丢了。父亲后来发牢骚，说要是再能坚持几年，省上的政策就下来了，他就可以转变身份。又感叹说，虽然自己是临时饭碗，但并不比其他端了铁饭碗的同事干得差，他教出的学生光当县委书记的就有两个；但即便教出一打县委书记也不能解决他的饭碗问题，临时饭碗难端，早晨端起来，晌午就放下了，他认为国家亏欠了他。

我的父母对马丽娜非常客气，他们在她住的房中多烧了一个生铁炉，炭疙瘩放开了烧，晚上熄了灯，炉壁被烧得殷红。

马丽娜把自己当了准儿媳，打扫卫生，帮厨做饭，积极得很。看着父母眼笑眉开，我也觉得喜滋滋的。虽然日后的生活可以一眼看到头，但好歹安顿了下来，就像庄稼的根须找到了大地，有了稳稳的归属感。

原以为我的父母对马丽娜很满意，没想到三天之后，马丽娜刚一离开，父亲就和我严肃地谈了话。

他说他端了一辈子半碗饭（临聘人员待遇），在这个上面吃了亏，一辈子心口疼。如今我端上了铁饭碗，虽然我的碗不能替代他应得的碗，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安慰，可以说，这只碗给我们两代人挣回了面子。但一家人不能只用一只碗吃饭，一只碗吃饭太累人，就像单腿子走路，一条腿的人甩开膀子也走不过两条腿的人——父亲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母亲不挣钱，让他很受累，但他是没得选。他能且只能和母亲过日子，只有把半碗饭端到老（实际上只端了十多年），才能维系一家人的生计；而我，是可以选择的，选不好是一碗饭，选好了是两碗饭。

我对父亲说，就算我把这碗饭打了，也不能放开马丽娜，她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人不可无情无义。

父亲动员母亲来给我做工作，没有任何效果。

就在父母亲对我很失望的时候，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胜利的曙光却出现在了马丽娜家里。

大年初五，我去马丽娜家里拜年，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见她的父母。

马丽娜家在孟和镇，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农民。因为住在临街位置，她们家就有了商住两用的一排门面房，光收租金就有稳定的一笔收入。她的父亲老成持重，颇有书上那种旧时代乡绅的感觉。他说话慢吞吞的，时不时夹入一些诸如“落叶归根”“锦衣夜行”之类的成语，穿着也十分整齐，和我的父亲相比，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人。

孟和镇是文化大镇，出土过很多青铜器，一些文物至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也为我们笠城带来了“青铜王国”的美誉。所以说起商周时的本地历史，我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赢得了马丽娜父亲的欢心。其实在我去马丽娜家之前，我已经把那本撰写于1986年的墨绿色封面的老地方志翻阅了又翻阅，重点掌握了文物篇章，确保和准岳父一见如故。

吃饭的时候，马丽娜的母亲从隔壁推出一个坐着轮椅的男孩。男孩当时七岁，他的出现让我错愕，我从面相上第一时间判断出了他是马丽娜的弟弟。我并没有表现出心底的愕然，只是赶紧如弹簧般弹起了身子。

马丽娜从未告诉我她有这样一个弟弟，但是她的父母却把我当成了知情人，因此并没有过多解释孩子因何站不起来的来龙去脉。我也不敢多问，只偷眼看马丽娜，她的眼神有些飘，显然在躲避我的眼神。我察觉到，马丽娜捏拿筷子的手有点抖，而她倒水的时候尤其明显，茶水的流线不停地在水面游离，溅起了焦虑的涟漪。

这样的话，我和马丽娜的事情就需要分情况讨论了。况且，马丽娜的父亲正面告诉我，如果他们老两口将来过世，这个孩子只能交给“你俩”照顾；相应地，他们这一生所有的积蓄，也会转移到“你俩”的名下。

吃完饭，我主动和马丽娜的弟弟攀谈了几句，他从轮椅旁侧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是一本郑渊洁的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全传》，他兴致勃勃地讲一只小猫还是小狗被主人修剪成了一只熊猫，然后被人贩卖，经过重重艰难险阻，最终回到主人家里的故事。他最后强调说，熊猫的名字叫鲍尔。

因为同情，我对马丽娜的弟弟显示出了相当大的耐心。那个孩子可能平时很难见到陌生人，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让我怀疑他随时会从轮椅上站起来。我不无复杂地想，或许他们是在考验我的诚意，这个孩子其实是一个健康活泼的正常人……

但孩子的不幸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她弟弟因为急性脊髓炎而导致的下肢瘫痪已经两年多了。父母亲一直在寻找良医治疗，虽然可能他们内心早已默默接受了这个不幸的事实：这个孩子，将永无重新站立起来的可能。

那天黄昏，我要离开孟和镇的时候，马丽娜送我到车站。她不无担忧地向我解释，她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她弟弟的事情，是因为她总觉得，弟弟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而且，她怕我面对这件事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说到这里，马丽娜就流下了眼泪，活蹦乱跳的弟弟只经过三五天的生病，突然就丧失了下地走路的能力，这简直像一场噩梦一样让人不可接受……

马丽娜告诉我，弟弟患病不能站起来的那几天，正好是她和我认识的那几天，因为工作的问题和个人感情的波折，所以她一念既出，就想一死了之，但关键时刻是我救了她。她说，她一直害怕这件事被我知道，但终究，这是难以回避的事实。

我也红了眼眶，谁都不能漠视这样一起悲剧，更让我难受的是，我想起父亲坐在掉了一半漆皮的皮沙发上给我讲的话。我知道我需要的并不是第二碗饭，但我不能把我们的碗交给别人，不论是一只两只还是三只碗，我不能背负那样的压力去生活。

我和马丽娜可能并不适合在一起。马丽娜的讳莫如深让我恐惧。我们的故事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一年后，我结婚，再两年生子。马丽娜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分配到某乡镇工作。仅仅过去两年，她就辞职离开，从此不知所终。

我们单位工作繁忙，加之妻子忙于健身、瑜伽之类的活动，我回家就要带孩子，渐渐荒废了我的文学梦想——当然，把时间都还给我，就未必能干出点什么高光的事业来，我和常人一样，也需要这样那样的借口去掩盖自己心态日益老去且固化的现状，我们需要很多个“如果”，这样才可以把人生的遗憾轻描淡写。

在表面云淡风轻的日子里，我时常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点儿激荡，我知道，我在生活中的收放并不自如，敛得太紧，时常感觉喘不上气儿。于是把父母亲搬到笠城帮忙带孩子，加之我被提拔成为科长之后，我开始借工作的缘故，多在单位食堂吃饭，尽量少回家。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起草、审核完每天的文件材料之后，或者在思路堵塞的时候，开始在绿色的格子纸上写字。

在静谧的夜晚，我安安静静写东西的时候，才会察觉闲适灵魂的自由和尊严，白天的忙碌，低声下气，让我毫无自尊可言，而这样的忙碌和温驯，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从窗子看出去，白日里喧嚣的街道变得温和可亲，我仿佛主宰了这一个夜晚。我奋笔疾书，然后把那些写满了字句的格子纸用燕尾夹夹得整整齐齐，悄悄放在办公桌右手最下面的抽屉里，它们的存在如此羞怯、鬼祟，像是带色的不健康读物一般。

我对家庭生活开始躲避。原先在家里，每当我拿出一本书，妻子就会笑话我，说我充读书人，好像看书成了不正常的行为，而我也烦她每天在打扮上大把撒出的时间，仿佛要把她的一张脸打扮成政府工作的一个示范点一样。她不厌其烦地研究化妆品，用细毛的刷子轻拂脸庞，像是博物馆的馆员处理一个刚刚扒出墓坑的唐三彩，她脸上涂了叫不上名字的水乳，双手在上面轻柔地拍打，啪啪地控制着节奏和力道，促进皮肤吸收那些化学药品的灵魂滋养……

我的躲避慢慢让妻子生疑，直到有一天晚上，妻子带着儿子突然来到我的单位，我来不及藏起桌上的稿纸。她拿起稿纸看，最后笑出了眼泪，她给儿子说，原来你的爸爸是个作家，好好写，如果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还能出国领奖呢——是在瑞士吗？是不是还能游阿尔卑斯山？

我纠正说，不是瑞士，是瑞典，斯德哥尔摩。

妻子嘲笑了一阵，带着孩子离开了单位。

我沮丧地想，在家庭生活中，一个人要保守一些秘密真是太难了，多数的妻子都是嗅觉灵敏的克格勃和FBI，男人的秘密无处可藏。

好在数月之后，我的一篇小说在某刊物发表了，赚了点稿费。妻子很意外，他们单位有人在刊物发论文，别说赚稿费，还要给刊物掏钱，所以她喜滋滋地说，没想到你还真是个作家，印刷字体就是好看！

妻子倒是真的热心，以后我下班在家时，她就叫我看书写东西，她主动带孩子做作业。

我却看不进去东西，只想玩手机，看朋友圈，明知道圈里发的东西都是些没养分的段子，可还是想知道别人每天都在关注什么，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想什么。的确，我和鲁迅先生说的一样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还是习惯单位的办公桌和椅子，就像狗找到某个电杆才能哗哗排泄。我要看着晚上宁谧的街道，我的心灵才能安静下来，写出点东西出来。

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单位生活，我都带着相当大的压力前行，总觉得自己是一种螺蚌类的生物。这个时候，马丽娜的身影居然渐渐明晰，我总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是的，她给我精神上的松弛感，是后来任何人都不能给予的。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男孩，坐在火炉边看书，我认得他，他是马丽娜的弟弟。

我问他，马丽娜去哪了？我好几年没见过她了。

男孩叫我走到他边上去，他就告诉我。

可是我动不了。我的腿呢？我的脚呢？

我寻找我的腿和脚，才发觉我坐在轮椅上，站不起身。

原来半身不遂是这样的，不是腿脚无力，而是彻底无感，一半躯体空空荡荡，一半灵魂不知下落。

我哭了。醒来之后，眼泪还没干。妻子和儿子正在酣睡。

我突然特别想念马丽娜。

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要写那点儿不算精到的东西给自己看，我后悔当初的选择，也愧对那个站不起来的男孩。

我以父母的不支持为由结束了我和马丽娜的关系，逃避了一段感情，也规避了一个麻烦，我伪善着、愧疚着，我善于原谅自己，善于趋利避害、推卸责任，善于装模作样地活着。

接下来几天，我从各种渠道寻找马丽娜，没有任何音信。

几年前的第一波微影视热袭来时，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竟然收到了几单生意。两年下来，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传媒业博得了一点虚名，每年都小有进项，起码能管得了自己抽烟喝酒的花销，这对于提升我的家庭地位有点益处。对于整天起草文件材料的僵硬的程式化工作来说，脚本什么的也算是增添了一缕生活的气息。随着一件作品在全国获奖，让我的声名小范围噪了一把。这个微纪录片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爱岗敬业的典型，我把人物原型事迹原封不动地写进了脚本，搬进了摄像机，这就成了光影的艺术。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而典型本身也不是特别出彩。妻子鼓励我，写什么小说吗，还是脚本来钱快。也是，世上的事，都是越严肃越不值钱的。

就在两年前，一个叫胡海军的人突然邀请我前往四百公里之外的某地，给当地扶贫办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写两个微电影脚本，稿酬自然让人心动，我便同胡海军去那里住了五天。走访搬迁点，采访干部群众，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最后一天，在某个采访点，恰好碰见中央某媒体也在这里采访，区党委书记现场出镜。我见识了颇为可笑的一幕：胡海军在部门领导汇报工作情况的时候，总是站到书记旁边去，在行进中，他就紧跟书记，书记训话，他就一脸思考，活生生的智囊团团长……只要有可乘之机，就和书记步履匆忙地齐头并进，同时暗示他的公司工作人员抓拍这些难辨雌雄、令人误解的瞬间。

在那里的最后一天，胡海军的女朋友从另外一个地方开车赶来，要把我和胡海军带回到笠城。胡海军要去笠城实地踏勘，成立新的文化传媒公司。

胡海军的女朋友，就是马丽娜。

再次相逢，我和马丽娜都相当意外。当胡海军夸张地介绍我的时候，马丽娜不停地用左手捻弄着右手食指上的戒指，仿佛在遮掩她“单身贵族”的现状。事已至此，我只能装作不认识她。她也一样，我们互相表示“认识你很高兴”。

几个月之后，我去笠城建立不久的“所以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室，看见胡海军已经把上次的照片冲印并贴进了墙体版面“领导风采”板块中去了。照片中的胡海军不像一个生意人，倒真像一个陪同领导调研的政府官员。这么一想，我就对胡海军有点嫉妒：他长相体面，又会来事儿，而且他正和马丽娜搞对象，早知如此，我何必掺和到他们的事业中去呢——我有什么资格掺和？我只是一个为他们码字的撰稿人而已！

因为马丽娜的关系，我想断绝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但架不住胡海军的热情邀约。胡海军黏上我了，从此有好些东西都要从我这里过一遍，他说只有我看过的东西他才放心。我稍做拒绝，他就道德绑架，说我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他按字数给钱不就行了。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给他说不明白，那就帮他看吧，按他付给我的稿酬来说，做这些事也是应该的，算是买辆车送份保险。

有时候难免要和马丽娜见面，不知道马丽娜是怎么想的，反正每次碰头我都感到惊心动魄。看见她我就很紧张，得等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即便是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她资助残障人士家庭的新闻，我的心里也禁不住一跳一跳的。

就在去年冬季，我被市文化馆邀请去讲一堂文学课。这几年，文艺“五进”成了一种时尚，每年我都要到好几个学校、企业、单位等场合去讲文学。一般情况下，中学生根本坐不了两个小时，一阵一阵结伴就朝外跑，惹得学校领导很不高兴，喝止又会打断我的讲课，所以现场总会略为尴尬；干部和工人呢，玩手机的多，有的人还带点来历不明的笑，让我心里发虚。文学本来就是一种爱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很正常，所以有学生带了作业坐到现场奋笔疾书，或者有人抄写学习笔记，我倒觉得这些人抓住了主业。

那天早晨下着小雪，我进文化馆的时候，看见马丽娜推着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个子挺高的男孩，马丽娜边推着轮椅走路，边和那个男孩说话。

我从院子里的绿化带间走过，从侧面看他们。马丽娜的弟弟竟然已经长这么大了，如果马丽娜和我在一起，没准这个时候推着男孩的就应该是我了。

我一直看着他们从无障碍通道进入场馆里面，我才紧步走了进去。

那天来了五六百人，场馆里面几乎坐满，馆长客气地奉承我说，他们的报告厅很少有能坐满的时候……

我在阶梯看台上看见了马丽娜和她的弟弟。那个男孩因为坐了轮椅，只能停靠在过道的宽敞处，所以比较惹人注意，因此马丽娜也引人注意。男孩笑眯眯的，脸很白，头发很整齐，和小时候一样秀气。马丽娜没有取下帽子，她的围巾硬硬地㨄在嘴巴前面，遮去了小半张脸。

在馆长的主持下，我的讲座开始了，围绕我的那点阅读和写作的心得，给听众一些认为有益的建议。这些话说了好多次了，但每一次的讲述方式上总有差异，具体的文学上的例子也有差异。这么一想，就感觉我做的也是个懒人的活，即便课后的问答环节，每次的问题也是大同小异，仿佛是刻意安排好了似的。

问答的过程中，我看见马丽娜的弟弟把手臂举得高高的，但馆长每次都会选择别人提问。我看见他举起手臂又放下手臂，如此三番，表情就变得失望起来，直到活动快结束的时候，馆长正准备进行收尾总结，结束当天的活动，我及时摁住了馆长扬起的手，把最后一个交流的机会留给了马丽娜的弟弟。

男孩要和我谈谈作家刘先生，他简单讲述了自己阅读刘先生作品的经历，最后问我如何评价刘先生的作品。

我是刘先生的书迷，他的作品我全都看过，但要公开评论人家，我一时间也不能贸然讲出来。所以我只讲讲自己学习刘先生作品的一些感想，告诉他，有些问题我们可以私下谈。男孩又问我，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南方高速》两本书怎么样？《2666》要如何阅读才能更好地进入？

这孩子跟我一样，真是刘先生的书迷，我也看《2666》，也是因为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刘先生到银川参加文学活动，这是他为青年读者推荐的一本经典之作，而《南方高速》则是在另一个文学活动中，获得了刘先生的高度评价。

活动结束，我婉拒了馆长请客的好意，沿着阶梯，走到男孩的身边。马丽娜此刻并不在这里。

我推着男孩的轮椅走出了场馆，他道谢，说自己的名字叫马强，姐姐出去接电话了。

男孩马强已经不认得我了。当年那个差点成为他的家人的年轻人，离开他家之后，就打定了和他们断绝关系的念头，那个年轻人在当晚就发消息给马丽娜，告诉他们的关系只能到此为止。马丽娜回了两个字：好的。她的回复如黄河之水，水愈深却越无声。

那个年轻人坐了十多年的办公室，写了多少无有意义的空话大话，把自己写成了肚子鼓起、身宽体胖的青年胖子，写成了一个只认打印文件和红戳子的没有骨骼的软体动物……这个心地纯净的男孩怎么可能认得出我——这样一个见风使舵、面目可憎的陌生人呢？

马丽娜从旁边走了过来，她替我推上了轮椅。男孩问我，老师您见过刘先生吗？如果能见他一面，我可就高兴死了。

我懂得这种喜悦。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坐火车跨越三个省区去参加一次文学活动，就是为了看某位著名作家一面，去讨个签名而已。

当天马丽娜要请我吃个便饭，我还是不能习惯和她面对面坐下来，所以告辞离开。走出老远，我回头看，马丽娜正弯腰给马强说话。这个女人，十多年过去，身材居然一点儿都没走样，我感觉酸酸的，心想胡海军这个小资本家真是好运气。

想到过去，让人心里百感交集。

车行路上我一直从后视镜看马丽娜和马强。马强瞌睡多，一路睡得沉沉的；马丽娜还是业务多，一路时不时有电话进来。

车行一百二十公里，进入了庆城所在的市域，雨已经小了下来，车速可以加快一些了。于是我的车子振作精神，身子抖抖地发起了吃奶的劲，一下子蹿了出去。

但长路上总有各种突发状况。突然路上的车就都停下了，我从车窗探出头看，看样子前方有事故，车停成了一条长龙，看不见首尾。

果然，只几分钟工夫，前面就传话过来，说是小车猛停，大车来不及避让，一个猛刹车就斜撑在了路上。

天上还在下毛毛雨。我看表，已经十一点了。

马丽娜从车上下去，在路边走来走去：马强在后面睡觉，发出轻轻的鼾声。后来马丽娜的影子不见了，我以为她去找地方上厕所去了，但过去了二十多分钟还是没来，我就下了车。看见她在车后十多米的路边和一个中年女人说话，两人居然都在抽烟。

马丽娜还是皱着眉，有种故作忧愁的快乐。马丽娜待别人还是挺和气的，只是每次见我就换上了另一种表情，仿佛是变脸。她娴熟的手夹着烟正要到嘴上去，看见我停顿了一下，马上就深吸了一口，一缕轻烟被风吹散。

那女人问马丽娜，你们两口子去庆城办啥事？

马丽娜说，他是领导，我是跑腿的。

女人哧哧笑了，说，你们是啥单位，福利这么好？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前方的车在缓缓挪动，马丽娜扔了烟，我们回到车上。

这样的蠕动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十多分钟，挪了一百多米，又停下了。

马丽娜突然说，那女人挺是非的。

我问她，你什么时候抽上烟了？

马丽娜白了我一眼说，你管。

我说，别下车了，你在车上抽吧。

我给她发烟，她推了回来，说，我只抽黑兰州细支，别的不要。

我说，丽娜，那一年……

马丽娜说，都过去了。

我们就不再说话，静静看着凝滞的车流，小雨紧一阵疏一阵，风把雨拉斜了，玻璃上不停地有水花绽开。

我看见马丽娜的戒指已经挪到了左手的无名指，她和胡海军上个月已经完婚。胡海军邀请我去参加婚礼，我上了红包，借故没有现场参与。

马丽娜闭上眼睛，不知道是假寐还是真瞌睡，反正是鼻息悠长。我找出一条毯子给她盖上。

到了十二点，车流终于动弹了起来，马丽娜醒了过来，她看表，胡乱整理下头发，说昨晚睡觉太迟，一下子睡糊涂了。又问我，到庆城就几点了？我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吧。

马丽娜说，你开快点。

我的破车雄健了起来，像是一个逞强的中年男性，有点不顾自己的油箱内存了。

一路昂扬，直到临近庆城城区十多公里时，车突然熄了火。

车子虽然破旧，倒是没有在路上抛过锚，现在突然罢工，让人意想不到，有点釜底抽薪给我难堪的意思。

我想，没准儿就是刚才一阵逞强的缘故，我的车很少开这么快。

马丽娜下车，围着车走了一圈，冷冷地说，快看看怎么回事。

车子突然熄火大致有三个原因：可能是电路故障、低压线路短路，或者油路故障。其实知道更多原因也于事无补，因为我是纸上谈兵，如果打开车子的前盖，我只晓得如何查看机油和灌玻璃水。

马丽娜在路边挥手挡车，但这条省道上的车本来就不多，那些过路的车也无意停下来。何况我们还有一个马强，挪动起来也不方便。

我给熟识的汽车修理工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主要检查一下点火和起动机的开关，还有保险盒、火线圈、电容器、电子点火模块……我装模作样地按照他所说的排查问题，我偷眼看马丽娜，她眉头紧皱，眼神凶巴巴的。如果是当年，她早开始批评我了。

马丽娜在路边买了几个苹果，用纯净水洗完，递给我一个，说一早上没吃东西，先垫垫肚子。

我没有心情吃。我听见马强咬了一口，发出清脆的咔嚓声。

也奇怪了，马丽娜和马强这么一松弛，我的运气似乎也翻转了过来，总之很快，车又能发起来了。我心说好悬。我拍拍车的引擎盖，感谢我的车，咱丢脸没丢尽，好歹留了一点儿尊严。

到了庆城，我们简单吃个饭，赶去庆城师范学院。

找到会场，我们进去坐下。马强依然坐在过道的轮椅上，他目光炯炯，心底的喜悦全挂在了脸上。

别问我为什么对学院如此熟悉。在马丽娜之前，我那个女朋友就在这里上学。我考公失败的那一年的夏季，来到学院，想给她一个惊喜，万料不到黄昏天里她正在大操场跟一高个帅哥走圈。显然，他们走的圈不是简单的圈，而是在进行灵魂的水乳交融。我默默地悻然离开，从此再没有踏入庆城一步。

会场的嘈杂声终于安静下来。刘先生精神矍铄地上台，主持人简单介绍之后，刘先生开始讲座。他才思敏捷，语速很快。他说第一次到甘肃来，是想了解下黄土大地上的生活，为下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中写到的一个“甘肃人”做点准备……

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有一阵儿，马丽娜打起了瞌睡，但很快就清醒了过来。马强在腿上铺开了笔记，快速地记载着。在整个会场，我觉得马强是最认真的听众，他和年轻时候的我可真像。

讲座结束，大家一拥而上，签名的，拍照的，场面有点失控，我拿书去找签名，完毕后又在旁边等着，直到人群散开，才把马强推过去，和刘先生合影。那一刻，马强的眼睛润润的，鼻头皱了好几下。

我们走出礼堂，看见天边一道彩虹横跨天际。

我推着马强朝我的车走去。车停得远，走了几分钟，马丽娜去买水。

我看着马丽娜的背影走过了一个建筑的拐角，心里禁不住喟叹，想起马强小时候坐在炉边看郑渊洁童话的时候，这份辜负的歉意伴随我多年，到今天，似乎终于淡了那么一点。

我告诉马强，这些签名书都是给他的。

马强客气地说，他能有一两本就可以了。

他突然问我，曹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姐不是我姐……

我停下步，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马强说，我们同姓，但她不是我的亲姐……

我听出来了，马丽娜的弟弟在十岁那年已经死于器官衰竭，而此刻坐在轮椅上的马强，是她通过地方残联找到的志愿扶助对象而已。

马强说，如果姐的亲弟弟还在，应该和他一般大小。（曹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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