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写作教师，有时感觉像是人间观察员。我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作文就像一个可以伸进千家万户的探照灯，每每阅读他们的作文，就觉得像在浏览世间的繁华与苦难。一些学生的父母或祖父母工作体面且收入尚好，他们会自豪地标出他们的职业；而一些人的职业在子女眼中则是无奈和担心，他们不得不含蓄地说出长辈的职业。然而，每一份正大光明的职业都是值得尊敬的。

这一次的作文收上来，我发现有的学生写祖父做篾匠，有的写父亲当珠宝琢磨工，有写家人是职业捕鱼人，还有人写父母打零工……其中一名同学写道，父母送她来读大学的路上，和她一起打车去高铁站，父亲居然不会系安全带。这名同学的文章题目是《父亲与安全带的距离》，很形象，也很有故事意味。

其实，对于写作教师来说，感受更多的是生活的丰富性，心里有时会暗暗佩服不同职业者生活的丰富性，以及一些人在艰难处境下表现出来的韧性。我坚信职业无贵贱，“阶层”不过是社会学的概念，从人心的深处来说，在人格面前，人人平等。

我不敢自认是一名优秀教师，但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让学生知道，这世界上下左右前后不过是一种生活的魔术和游戏，世界在各种兜兜转转间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如果能领略其中的丰富就不枉一生。下位者有下位者的丰富，上位者有上位者的辛酸，有时，上下左右前后不过是一种幻境。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在计划之外出生的，从小过继给叔叔，小时候跟着祖母一起生活。我的童年，物质不富裕甚至连食物都匮乏，但还是坎坎坷坷地读到了博士学位，然后留在高校任教。有时，回望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场梦，仿佛随处都可能转弯，成为街角陋巷一妇人，或山谷里蓬头垢面的放羊人……如何怨，怎么恨？怨与恨都显得浅薄。小学开始，我就不断经历不间断的失学；能打工的时候，就一直在兼职……对于我而言，生存和理想背道而驰。然而，理想仍然是远方灯塔上永不熄灭的火把，终究还是让我无论做什么都行走在实现理想之路上。

近一两年，我所带的学生，其父母年龄与我相仿，我不再是学生的大姐姐，而是他们的姨妈或姑姑辈的人。当学生们说起他们的父母，写着他们的父母，我仿佛看见一个平行时空自己的影子，万千个自己在不同的角落，世界同体大悲，这种想象常常令我悲欣交集。

最近养父从老家来城里，和我一起生活。每每带着他在街上行走，总有种走过整个世界的感觉。他这个大山里出来的人，什么都想看一看，了解一下，胆怯又好奇。我对他说应该多出来几次，不然住在大山深处真就成了现代“山顶洞人”，就连坐电梯都不适应。他总是笑笑，说住在山里有吃有喝就够了。这个“够”，应该是精神层面的饱和。

前几天，我带养父参加家属区物业处安排的65岁以上的教工家属体检，站在人群里，养父震惊于那么多颤巍巍的老人独自排队无人陪同。从八点到十二点半，作为中年人的我都觉得疲惫。但是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就这样坚持了一上午。在我旁边排着队的叔叔阿姨是一对夫妻，叔叔脑梗，阿姨患糖尿病……我认为大多数人应该比养父幸福，他们来自经济更好的家庭，应该可以安享晚年，养父应该也是这样的推断。但是，当养父和我看到这些教工家属的时候，心里震惊了。

我带养父经常去吃饭的一个地方，需要过一座人行天桥，桥下是个热闹的社区和一条大路。社区前面是个小广场，有一些零散的生意人在小广场摆卖东西。广场一角的行道树前有个小水泥台，台上种植着一些小灌木，台下有几棵大的七叶树。其中一株七叶树下，总是放着一辆老式自行车，一把竹椅。自行车旁的水泥台子上，则放着一张手写的简陋“广告牌”：理发，8元。水泥台边，总会零散地坐着几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有时，会看到一位老人给另一位差不多年纪的老人理发。

养父有一日兴起，说要理发。然后，他就排着队坐到了那把我们来来去去见过多次的竹椅上，开始享受街头理发师对他头发的拨弄与剪裁。其实我说过多次，如果要理发，就带他到理发店去，但他都坚持回老家理发。这一次，当他坐在那把街角的椅子上时，我才知道，也许养父不喜欢进城里的理发店，是因为他不想在年轻人的目光中是一位被摆弄的老年人，接受他们对他头顶的肆意抚摸，然后进行不必要的寒暄……而这个街头理发师，他认真地为来来往往的人理发的模样，让养父心底被触碰，他想体验一次。

我来自大山深处，从小住在窑洞里，每次回想来处，总觉得像来自生命无法透光的盲肠深处。我也曾经有过不会系安全带的尴尬，也曾不知道如何辨识红绿灯，对于抽水马桶不知怎么按下冲水键……也许，每个乡村的人进城，都有过说来让人脸红的故事。但，这又有什么呢？我从来不觉得自卑或自怜。

经历过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的生活，我一路从“山顶洞”走到现在的省城。看到学生作文里写到的所谓“苦难”，我逐渐理解“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万物流转如此斑驳，斑驳里的沧桑就如苔藓，总是那么苍翠欲滴。世界古老，世界崭新。（刘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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